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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杂记》中记载曹操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其实有个很重大的隐患在，那就是当时没可能有人听到。如果曹操真是杀红了眼见人就杀，那么附近怎么可能有幸存者活下来？如果没有人听到，显然这段记载就没有说服力，就有造假的嫌疑。罗贯中肯定也发现了这个漏洞，因此特意安排了陈宫这个对曹操有恩，又足智多谋的人物出场，因为当时也只有他才有条件活着从曹操手下逃出生天，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传播出来。其次角色身份变了，如王沈《魏书》所言，吕伯奢是曹操的故人，也就是朋友，而不是长辈。可到了《三国演义》中，伯奢却变成了曹操父亲曹嵩的结义兄弟，也就是曹操的叔叔，在一向注重辈分伦理的中国，杀叔的罪名明显要高于杀友的罪名，结果曹操由单纯的杀人犯罪，一下子升级到忤逆弑亲的伦理重罪，品格之败坏一时间无以复加。但也正是经过作者的一番整理后，历史上本来暧昧不清的情节开始变得合情合理了：先是曹操逃难，而后曹操被叔叔吕伯奢款待，再来吕伯奢准备杀猪沽酒款待曹操，但是曹操却出于“奸雄”的本能——多疑，而杀了吕伯奢全家，而后更说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内心独白，吓得听到的陈宫偷偷逃走。此时曹操的“奸雄本色”一下子就被体现出来，又与前文的“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也”遥相呼应，令读者更加确信曹操是“嗜血奸雄”无疑。

就有限的历史资料所见，曹操并不仁慈，比如他曾经屠过徐州，而且杀得“睢水为之不流”。但在过去的战乱年代，屠城几乎是所有军阀共有的残酷，乃至盛唐时李白还有“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的诗句流传至今，更何况是开万世未有之乱局的三国时代。曹操也绝没《三国演义》中描绘得那么惨忍。

正是小说中被扩大化或虚构的诸如曹操梦中杀侍卫、杀运粮官王垕、杀伏皇后、杀弥衡、杀孔融、杀杨修、杀刘馥、杀华佗等种种“杀业”，杀出了一个残暴的恶魔，杀出了“奸”的化身——曹操。

对于刘备而言，又是否真的如《三国演义》中那么尽善尽美呢？就《三国志。先主传》来看“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可见刘备还是有一定家底的，并没到《三国演义》中“家贫，贩屦织席为业”的地步。但如果照《三国志》硬搬，《三国演义》中的刘备甚至会给人一种纨绔子弟的印象，所以演义作者对此进行了更改，着重描写了刘备“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生得身长七尺五寸，两耳垂肩，双手过膝，目能自顾其耳，面如冠玉，唇若涂脂”　而其余只有“不甚好读书”这种带有如刘邦、项羽般平民英雄形象的史料记载被保留下来，令刘备与中下层劳动者更近了一步，更加体现了刘备的“性宽和”以及“亲民众”形象。

又如《三国演义》中大众耳熟能详的“张翼德怒鞭督邮”一回，在《三国志》中的人物原型却是刘备。根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率其属从校尉邹靖讨黄巾贼有功，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枊”　简单点说，就是刘备出任安喜尉后想拜见上司督邮，督邮不见，他一时气愤便痛打督邮一顿扬长而去。以现代人观点来看，这种行为轻者说是年轻人的意气用事；说严重点，这是刘备目无法纪的严重渎职犯罪。而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则把鞭打督邮的丑事一股脑都推到了张飞身上，以渲染这位作者所送给张飞的粗暴性格。更继而将笔墨着重于督邮索要财物，刘备“我与民秋毫无犯，那得财物与他？”的坚持以及“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的离职原因。在罗贯中笔下，刘备俨然是为民请命的一代青天，不但鞭打督邮理直气壮，甚至弃官也弃的义正言辞，更兼之处事从容，有理有节。寥寥数笔，便化腐朽为神奇，把刘备的一段不甚光彩往事，勾勒成了刘备人生中亮点之一。“好官”＋“好人”的形象顿时生根于读者的脑海深处。

再读《三国志》更会发现，刘备势力初期并没有牢固的根据地，基本上都是依附他人进行流动作战，其先后追随过刘虞、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数股割据势力，但却没有一个跟得长久，能够全始全终的，甚至于他每换一个上司便有一个上司要倒霉运。以至于《魏书》中记载吕布手下反对收留刘备的原因都是“备数反覆难养，宜早图之。”，如果按照《三国演义》中说吕布是“三姓家奴”的标准来评判，刘备的雅号便实在令人叫不出口了。而将此至于《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反复无常却变成了为“复兴汉室”而不辞辛苦的奔波，变成了“汉贼不两立”的誓言。乃至于后来刘备借荆州，取巴蜀，连庞统都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　的行为，也被刻画成了或自愿或不自愿的出于正义本质下的无奈之举。

刘备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但由于《三国演义》“忠奸分明”的需要，他就这样被塑造成了一个在道德上近乎完人的“仁君”化身。也正是因为有了“仁君”刘备与“奸雄”曹操间的正邪对决，才有了三国纷争故事的精彩绝伦。

由此而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那就是《三国演义》的主要人物描写中，确如鲁迅所言“忠必全忠，奸必全奸”。“忠”的，缺点也要美化为优点。“奸”的，缺点要扩大到无以复加。这看似不近人情的艺术刻画，却体现和满足了普通中国民众对纯粹善恶忠奸的强烈要求，也因此才有了《三国演义》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

与曹操与刘备的“奸雄”与“仁君”的君主形象相类似，三国演义中还有一组“忠奸”的谋臣形象鲜明对比，那就是诸葛亮与司马懿。

二、乱臣与忠臣——司马懿与诸葛亮

如果说刘备与曹操的人物形象是借由“奸雄”与“仁君”间的“忠奸”冲突而得以体现的，那么司马懿与诸葛亮的忠奸冲突就在于“乱臣”与“忠臣”的冲突。

诸葛亮在中国是一位妇孺皆知的著名历史人物，他是草船上羽扇纶巾的军师、他是六出祁山壮志不已的将军、他是成都城内鞠躬尽瘁的丞相，他是中国人心目中智慧与忠贞的化身。清人纪昀曾用他响亮的名字出了一副上联：“明月照纱窗，个个孔明诸葛亮”，几百年来一直无人能对，成为流传至今的“绝对”。其实，真正千古“绝对”，杜甫笔下“如公全盛德，应叹古今无”的恰恰是诸葛先生本人。

至于司马懿，在京剧舞台上是与孙权、曹操近似已极的“大白脸”；在军事上是个畏蜀如虎，能被“死诸葛”吓走的“无能”将领。在政治上他是曾受曹丕及曹睿托孤，却教唆子孙叛乱，阴谋篡夺曹魏江山的大阴谋家，是“乱臣”。他的子孙吞并曹魏，*旧主，是“贼子”。司马懿身为开中华百载积弱之先的晋朝宣帝，无论如何难逃“乱臣贼子”的干系。虽然他的子孙偏安东南不似曹家速亡（也有　“牛继马后”　一说，此处不考），但在三国演义中他却绝对是仅次于曹操的反面人物典型。

《三国演义》中司马懿第一次正式登场，就是作为诸葛亮攻伐曹魏的第一对手出现的。而最后诸葛亮“秋风五丈原”，实际上也是死于跟司马懿的对抗当中的。做为一直和正人君子诸葛亮对抗的“小人”，他伴随了诸葛亮最后人生的始终，更理所应当的由于其“反正义行为”而为后人所不齿。但正是这样一个克死君子诸葛亮的小人司马懿，却最终成就了他与诸葛亮两个三国演义中的明星人物。

其中原委可以从罗贯中对此人物的剧情安排及语言刻画上瞧出端倪。

首先，对于司马懿这么一个对手，历史上的诸葛亮，恐怕恨他还尚恐不及。而演义中的诸葛亮，却不这样看待他，某种意义上讲诸葛亮还很欣赏司马懿，甚至可以说对他另眼看待。《三国演义》中，在司马懿还没有真正出场，没有大显身手的时候，诸葛亮就对他的特点了如指掌。演义中诸葛亮曾说：“司马懿深有谋略，今督雍、凉兵马，倘训练成时，必为蜀中之大患”　。曹操评价刘备是英雄，是慧眼识英雄；诸葛亮评价从未交手的司马懿深有谋略，也是慧眼识英雄。在司马懿还没有建立赫赫军功的时候，诸葛亮就称他是“深有谋略”是“蜀中之大患”这种眼光是很独特的，是极有先见性的。而罗贯中利用诸葛亮的先知先觉，也从另一个侧面刻画了诸葛亮的聪明睿智。

而且，演义中的诸葛亮甚至对司马懿还怀有一种恐惧感，一种内在的恐惧感。罗贯中的笔下，他更坦白地说：“吾岂惧曹睿耶？所患者惟司马懿一人而已”。　演义中的诸葛亮一生不怕曹操，他放火烧了赤壁，奇计夺过汉中。一生不怕孙权，他气死了周瑜，八阵图吓跑了陆逊。他更加不怕其他什么文人，他舌战过群儒，甚至骂死过王朗，演义里的这些人全都不配放在他的眼里。但此处，罗贯中却让他说出平生所害怕的唯独是司马懿。显然罗贯中要将司马懿塑造成了诸葛亮的真正对手。

罗贯中为什么这么做呢？为什么不将历史上真正打退过诸葛亮的曹真、张合等人作为反面典型树立，而如此着重于刻画司马懿呢？

就历史事实来说，诸葛亮诚然不是第一流的军事人才，陈寿甚至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明言“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陈寿以为，诸葛亮行军非其所长，我们姑且认可。但是反观司马懿呢？他的军事才能能比诸葛亮为强吗？

可笑的是，历史上对司马懿的军事才能评价似乎还不如诸葛亮。“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　裴松之的注释说的很简单明了，司马懿以十数倍兵力物资尚且不能胜诸葛亮，即使有“养敌自重”的成分在，也绝对逃脱不掉“无可奈何”的悲哀，两者间优劣分明。

那么，罗贯中选择这个在军事上似乎还不如诸葛亮的司马懿作为诸葛亮的对手，进而着重笔墨进行刻画，究竟有什么用意呢？理由很简单，大体有三：一、司马懿有足够的“奸”——子孙篡夺曹氏江山，二、司马懿有足够的“诈”——坚守不出直到耗死诸葛亮，三、司马懿有足够的“无耻”——不通兵法的司马懿曾强迫张合出战，结果造成张合战死。兼之他还是继曹真死后抗击蜀汉的主要将领，也是诸葛亮生平最后的对手。也只有这样一个“奸臣”，而且是无法企及诸葛亮的“奸臣宰辅”，才最终形成与诸葛亮的“忠臣宰相”形象对比鲜明的《三国演义》中的司马懿形象。所以罗贯中选择司马懿作为诸葛亮最大也是最后的对手进行重点刻画，并不是因为司马懿的人格或者军事魅力，而是因为只有他才能够不脱离历史环境，又能起到与诸葛亮对称的“忠奸”冲突。

《三国演义》从诸葛亮北伐开始，直至星落五丈原结束，诸葛亮的所有人格刻画，都从未离开过司马懿。正如此阶段司马懿的所有刻画，也始终没有脱离过诸葛亮一样。

比如以世人印象深刻的失街亭一段为例，演义中先是“十余次飞马报到，说：‘司马懿引大军十五万，望西城蜂拥而来！’　，于是才有“孔明乃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而后司马懿惊叹：“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汝辈岂知？宜速退。”在反复考量下最终退兵，最后由诸葛亮解释“此人料吾生平谨慎，必不弄险；见如此模样，疑有伏兵，所以退去”　。

这段描写一气呵成，情节环环相扣，说一句司马懿，说一句诸葛亮，两个人如同相声般的对话，将该回情节推向高潮，又观之自然，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嫌。正因为诸葛亮代表了“忠”，所以他才能心怀坦荡，行此险计。正因为司马懿代表了“奸”，所以他才疑神疑鬼，会被空城计吓退。这就是《三国演义》中“忠奸”冲突所引发的必然结果，因为冲突双方的正邪善恶，贤愚美丑读者已了然于胸，剩下的不过是自然发展而已。

而罗贯中在小说中临近诸葛亮退场，也就是快到星落五丈原时，他还安排了诸葛亮密令“吾死之后，不可发丧。可作一大龛，将吾尸坐于龛中；……然后一营一营缓缓而退。若司马懿来追，汝可布成阵势，回旗返鼓。等他来到，却将我先时所雕木像，安于车上，推出军前，令大小将士，分列左右。懿见之必惊走矣。”　的独特情节，竟让诸葛亮连自己死后之事也可干预。当“活仲达”见到“死诸葛”后，在罗贯中笔下非常配合的惊呼“孔明尚在！吾轻入重地，堕其计矣！……懿用手摸头曰：“我有头否？”，读者看到此处，即会为诸葛亮从生到死，鬼神难料的绝世聪明而赞叹不已，也难免会同时鄙视司马懿的胆小、奸诈、小丑般的艺术形象，唾弃这位“奸臣”。这样的人物刻画，令两者的忠奸分明，人物形象描写到了最后，也得到了最彻底的体现。

与其说是诸葛亮与司马懿两者的聪明睿智塑造了他们独特的人物形象，倒不如说是两者间忠奸分明的人物立场塑造了他们在小说中鲜明的艺术形象更为贴切。

三、家奴与武圣——吕布与关羽

毛宗岗曾说“《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关云长一绝；曹操亦一绝”　，曹操是旗帜鲜明的扮演奸雄，可算得上“奸绝”；诸葛亮举凡兵法奇谋、行军用兵、外交应付、治国理民，乃至天文地理、阴阳八卦，无不精通谙熟，可称“智绝”；而至于关羽，则是纯粹的正义化身，“忠义千秋”的关羽，堪称“义绝”。乃至于关羽死后，罗贯中的悼亡诗中甚至感叹　“汉末才无敌，云长独出群：神威能奋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昭然垂万古，不止冠三分”　，这哪里是在说一封建社会的武将，而是在说一个圣人——武圣人关羽。

举凡读过《三国志》者便知道，关羽并不是圣人，甚至有些好色小人的成份在。如《三国志》中曾有记载“曹公与刘备围吕布於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於公。公疑其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　，又《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蜀记。裴松之注》“与曹公共猎……羽劝备杀公，备不从……及在夏口，飘飖江渚，羽怒曰：‘往日猎中，若从羽言，可无今日之困。’臣松之以为……既往之事，故讬为雅言耳”，《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裴松之注》中裴松之更直言“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直接披露了关羽被杀的原因乃是刚愎自用所造成的。而至于关羽好读《春秋》、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等等故事，皆为民间传说或他人之事，并非关羽所能为。

然而到了《三国演义》中，那些恶习劣迹不是被舍弃不用，就是被美化成了优点；关羽更被罗贯中有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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