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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并以主力一部转入外线作战。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

这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部队，连续发动了5次攻势（1944年春、夏、秋，1945年春、夏攻势），并以有力部队挺进战略上的外线，进军河南，南下五岭，恢复豫皖苏，东进苏浙沿海。共歼灭日、伪军47万余人，攻克城市99座，收复国土32万平方公里。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部队已发展到90余万人。战略反攻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表示愿意投降，15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敌后抗战取得最后胜利。

国民党军队敌后的游击作战

敌后战场并非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根据抗日战争的总体战略和形势发展的需求，部分国民党军队也担负了部分敌后游击作战任务。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的敌后游击区，除翼察、鲁苏战区到抗战后期不复存在外，山西游击区、豫鄂皖游击区、浙西游击区、海南游击区等，一直在坚持着敌后游击活动。这些游击区也成为打进沦陷区的契子，形成了敌后游击战场，构成了对日军的一定的威胁，对于配合正面战场，支持长期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国民党军队典型的敌后游击战战例有：

1939年2月，日军出动2万余兵力，分数路进攻吕梁山北部根据地，阎锡山令陈长捷第61军，于黑龙关围歼顽敌，王靖国第19军向中阳、离石公路之敌发起袭击，截断了敌后交通，赵承受第1骑兵军在离石、方山、苛岗一带诱敌深入，苦战旬余，毙敌2000余人，再次粉碎了日军的疯狂扫荡。

1939年6月初，日军以飞机10多架，军舰1939年5月中旬，驻汉口的日军纠集千余兵力，对鄂东游击区进行扫荡。5月19日，16艘，汽艇数十艘，配合陆军向大通一带扫荡，第21军军长陈万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10余天，将扫荡之敌逼下长江。此役，打沉汽艇20余艘，毙敌900多人。

1939年7月11日，鄂东游击队集中主力围攻黄梅县城，与敌激战竟日，击毙日军140多名，夺取县城；

1940年秋，21军147师组织了6个突击队，夜袭马当，毙敌150多人，并焚毁了弹药库，将要塞内的日军大炮掉过头来，对准江中的日军舰船开火，击沉击伤敌舰船多艘。此次夜袭战，147师部队没有一人伤亡，创造了国民党军抗战史上一大奇迹。

国民党军队在敌后战场上也付出了一定的牺牲。其中殉国的游击军将领有：第3军军长唐淮源上将，第98军军长武士敏将军，第51军114师师长方叔洪中将，东北挺进军骑兵第6师师长刘桂五中将，东北游击队总司令唐聚五中将，第5战区第2路游击司令刘震东中将；苏鲁战区政治部主任周复中将，第34军暂编45师师长王风山少将。

综观整个敌后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对敌作战共计125165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共毙伤日军520463人、俘虏6213人、日军投诚746人，合计527422人（东北抗日联军歼敌17万余人不在内）。毙、伤、俘、降、伪军1186695人。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伤亡617069人。缴获长短枪682831支，轻重机枪11895挺，各种炮1952门；汽车、摩托车347辆，马匹30448头。击毁飞机57架，坦克69辆，汽车、摩托车6080辆，装甲车164辆，机车301辆。破坏铁路公里；公路公里；封锁沟38067公里；封锁墙8109公里；桥梁4998座。攻克县城364座；据点12690个。解放人口1255000000人；土地1048000平方公里。参战部队从1937年开战之初只有92000，发展到1945战争结束时的1318294人之众，其中八路军1028893人，新四军268581人，华南游击队20820人。另外民兵有2687698人。根据地从战前只有1块，人口不足200万，面积不过13平方公里，发展到战争胜利时，解放区面积达956960平方公里，县以上城市285座，县市级政权590个，总人口超过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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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1）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报告

夺取抗战的胜利离不开正确的战略指导。中国的敌后抗战，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中央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结束万里转战的北上红军到达陕北后，刚刚站稳脚跟，便在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于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决议指出，必须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据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份去。”特别是这次会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就是说，早在“七。七事变”前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已经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并且为着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明确地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

“七。七事变”后，在1937年8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牵制消灭日军。可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实际上没有听取这些意见。

事实上，不仅是国民党，即使是中共内部的许多高级将领当时对实行何种抗战战略在思想上有分歧，急需用新的战略方针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当时由于红军出兵在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在此背景下，党中央继承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之后，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会议。

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参加洛川会议的既有在中央的领导人，又有前方将领，还有刚从南京谈判归来的中共代表。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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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2）

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是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会前已和毛泽东形成了共识。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周恩来也是主张运动游击战的。他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团力量消灭敌人。”六年后，他在检查自己抗战初期的工作缺点时说：“（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毛泽东之外，连周恩来这时尚“缺乏政权观念”，何况他人！在八路军到达山西之后不久，朱德、彭德怀曾发出一个“以太原为堡垒”的华北军分会《指示》，这个指示中也并未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证明他们的思想上也有疙瘩。

徐向前十分敬重毛泽东，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大会上虽然没有发言，但在别人发言时，他插了一些话。后来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于。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1937年9月9月中下旬，他接连5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

平型关之战是个契机，使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们才真正接受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115师虽然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但不少亲历过平型关之战的老战士认为，这一仗对敌人估计不足。这股敌人并不是很强的主力，而是后勤辎重部队，居然都这么难打，碰上真正的强敌怎么办？林彪也在反思。朱德亲自来第115师师部祝捷并总结战斗经验时，问起伤亡数字，聂荣臻直率地说：“我看不下千人。”林彪一心想创一个惊世之举，其实到头来只与板垣打了个平手。而且越想越感到后怕：要不是预先占据有利地形，出敌不意，攻其无备，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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