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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殷墟发掘工作到了关键的第十一次发掘,要大规模开挖4座大墓、400余座小墓,梁思永做的预算需要2万?3万银元,比原预算多出5?10倍,如不补加,将前功尽弃。父亲增加预算的报告,呈交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丁审阅后未加任何条件,即予批准。这次为期95天的发掘所获极多,出土了牛鼎、鹿鼎、石磬、玉器、石器等多件,父亲对丁文江一直心存感激。
早期的殷墟发掘一直是在与美国方面合作下进行的,后来傅斯年与美国人的关系并不融洽,1930年起,父亲与“史语所”终止了与弗利尔的合作。此后,中华教育基金会每年拨款继续支持发掘工作,一直到抗战开始,这是父亲一生科研事业的黄金年代。
流亡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因为父亲从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担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筹备处主任,“史语所”与“中博”向西南搬迁之事,便由傅斯年交与父亲负责。“史语所”搬迁的第一站是经武汉到长沙,在那里只停留了3个月,因为日机不断轰炸,决定继续西迁至昆明。
在搬迁西南之前,考古组发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几位青年人纷纷投笔从戎,离开了“史语所”。父亲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阳发掘的成绩太重要,但研究工作还未正式展开,人员散去了,将来怎么办?另一方面,大敌当前,连自己都萌生了上前线杀敌的念头,何况这些热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长沙公路边一个小饭店里,父亲、董作宾、梁思永等全体人员都在这里喝了饯别酒,送走了尹达、祁延霈、王湘等人。他们大多数后来去了延安,所以这一次分手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从桂林经越南辗转到了昆明后,“史语所”在这里安顿了两年。此间父亲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吴金鼎、曾昭(注:曾国藩的曾侄孙女,60年代自杀)、夏鼐等从英国返回昆明,成为中国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史语所”、“中博”又迁离昆明,到达四川宜宾的李庄镇。
李庄6年,是抗战时期“史语所”和“中博”相对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庄还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运时,不巧撞坏了一个木箱,里面的人头骨和体骨标本全都暴露无遗。当时农民一片哗然,加之此前有位来自广东的同事打了条蛇吃以解馋,当地人便传说这个机关不光吃蛇“还吃人”。后来只好由父亲与所长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请当地官员和地方乡绅座谈,再三向他们解释研究人骨的意义,请他们对民众做些必要的解释,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史语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损失;次年3月,日军侵占长沙,“史语所”存在那里的文物也悉告损失,这让父亲痛惜不已。不仅如此,因为医疗条件太差,我的两个姐姐—鹤徵和凤徵,分别于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庄病逝,凤徵去世时才17岁。对父亲来说,那真是一段内忧外患的日子。父母一生生育了4个孩子,大姐幼时便夭折,这样,只剩下了我一个男孩子。父母后来把舅舅家的孩子过继来,取名“光周”,李光周后来也成为一个考古学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父亲以专家身份被派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本各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父亲5次寻找“北京人”头骨而未果,他以此为终生憾事。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6)
分离
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语所由南京直迁台湾,所里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那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
安阳殷墟文物也在转移之列,父亲是这次的押运人。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父亲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虑是保护文物,他说: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有人劝他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但他不听。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对国共和谈抱有希望,想着躲避一段战火,等安定后再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
那时候我是上海同济大学三年级学生,因为身体不好休学一年。听说又要搬家,我很不情愿,因为那几年实在搬得太多了,但1948年12月30日,我还是跟着父母到了台湾。
我到了台湾很苦闷,因为那时同济大学给我一年的休学期,如果我不在1949年2月底回校报到,只能自动地再休一年,加之我身体已有好转,于是我想春节后再回上海读书。
那时候从基隆到上海,每天都有班船,非常方便。1949年2月22日晚上,母亲与过继给我们家的弟弟,五六个人送我到基隆码头,父亲没有来。我后来回想,当时也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因为那时蒋介石已辞职,李宗仁做代总统,进行和谈,很多人还相信能和谈成功,我还想到暑假就可以回家了。3天后回到上海,发现形势已经很严峻。1949年4月20日以后,去台湾的人口开始受到限制,父母很着急,一封信一封信地催我回家,特别是淮海战役到了后期,陈毅、*的部队已经在长江边上,很多人梦想的“划江而治”也破灭了。父母最后寄机票来,那时机票可以说比黄金还贵,我给他们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一看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那封航空信还可以顺利地送到台湾。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收到信后大哭一场,父亲轻易不掉眼泪的,我这个人,在他眼里也许是不可救药了。
那一年,我22岁。后来我到了北京,考进华北大学学习俄文,后来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父亲大概没想到,他的儿子最后会从事*主义的研究。
父亲到台湾后,很快筹备成立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我收到父亲一封信,它经过多位亲友辗转,几乎穿越半个地球才到我手里。信中提到,他在台大教了一位绝顶聪明又极其用功的学生,他打算把这位高足送到自己当年留学过的哈佛深造。我后来知道父亲这位得意学生叫张光直。60年代,父亲托香港友人带给我的信,又一次提到张光直,对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张光直不想回台有些伤感。直到80年代我才与光直结识,他后来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但还一直念念不忘跟大陆考古界合作之事,多次抱病到现场考察。张光直近几年在大陆学界颇有影响,父亲如地下有知,也该欣慰吧。
从22岁离家,我与父母再没相见过。母亲是1975年去世的,那时候我在北大,美国给我寄了一个电报:母亲死了。父亲后来给我写信说:“你母亲临死前说,‘我要回家’??”1979年8月1日,父亲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
1929年,父亲在领导殷墟第二次发掘工作时,就与参加发掘工作的同仁约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许收藏古物。这一约定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界、民族学界的传统。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赠予他的几件仿古工艺品。身为一代考古学宗师,终其一生,未曾收藏过一件古董,万本藏书,却无一珍本善本。
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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