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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2页）

留学，虽说有潘赞化周旋，但她是自己考得安徽省政府的双份津贴。为了不错失这次留学的机会，她忍痛扼杀了腹中的胎儿，在习画的同时初步掌握了法语。

而此之前，作为上海美专唯一的女生，后来又被好事者打听到她的青楼出身，所要面对的流言飞语漫天飞舞，其内心的苦楚也是可以想见。她的晚年很凄凉。巴黎是高消费的城市，她为人忠厚诚实，没有代理商代理出售作品，她更不会经营宣传“推销”自己，历年卖画极少。到了晚年，年老体衰，靠社会补助金维持生计。1977年7月22日，在贫病交迫之中，默默地离开人世。

能找到的她所有的照片，或者她的自画像，没有见过她灿烂地笑着的。而以她生前就有的影响和成就，她该是可以如此骄傲地笑的。

先为雏妓，后为小妾，她的内心其实一直自卑、敏感、怯懦、孤独。在她的静物画里，盛开与凋谢的花朵是她经常描绘的题材。我想，她是刻意的吧，有她对生命过程的诠释，也有她后来对命运莫测的宿命理解。

一切她都经历过来了。她用自己的行动，突破了当时以男性为主体的绘画风气，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完全靠了毅力和坚韧去把自己的意志分给每一次的孜孜不怠，开掘了自己的天赋，也炼就了面对苦难的豁达。

耐苦并不说苦，是一种意志力，源于她的极其要强。她因为青楼女子的经历一意要证明自己，也一意要在男权社会里扬眉吐气。这是女性的一种自爱，也是弱者的一种坚韧，这样的坚韧和自爱潜移默化，是她一生的自我定位。认识潘玉良的人回忆说，在巴黎她有“三不”女士的称号，一生坚持不入外国国籍，不恋爱，不和任何画商签订合同，努力做一个独立的人。旅法画家贺慕群曾这样回忆他印象中的潘玉良：“侨居巴黎后我和潘玉良常有来往，在艺术上和生活上都曾得到她的指导和帮助。潘玉良生活并不富裕，但是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她常留短发，喜喝酒，不拘细节，说话时声音很大，气势不让须眉，颇有男子气度。晚年时住在蒙巴拿斯附近的一条小街，她住在顶楼，住房兼画室，生活清苦，但是勤于作画，有时候一天到晚在家作画，一天都不出来。　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记录片《蒙巴拿斯人》，介绍这个地区文化名人，其中就有潘玉良，她是片中惟一的一个东方人。”

在潘玉良事业的鼎盛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掀起了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等谗言污语的诽谤攻击。

玉良不为所动，还之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

风雨磨难中，是一个弱者在坚强和隐忍中的坦然和微笑。潘玉良，就是这样，在我的这个夜晚里暗夜纯白。我看到，一种叫执着和坚韧的东西大如珠玉，细如雾霭，游动在她的一生之中。她自强不息的刚性气质也流弹如雹或者梨花沐雨一般，供今天的女人享用。

当然，所有人的各种际遇都是难以预料的吧，就像此刻之前，我没有料到会因为某个偶然去寻这个几十年前的女子一样。

而这个时候，我在一个世纪流离的时光里见过了太多的流逝和褪色，仍会惊异于这个女子带给我的繁花似锦。在我已经难以承受记忆中的完美被时光磨损时，我喜欢这繁花似锦中的温暖，而且是长久的温暖。就如春季的阳光，和煦地照进窗口，暖意却直抵午后，以至向晚。

从雏妓到画家，在中国近现代画史里一枝独秀被记忆着的女子潘玉良，此刻让我在时光之海里远渡。近一个世纪前的熙熙攘攘，就这样在我的手心里像泪花一样地盛开，所有流离的时光这时都聚拢起来，让我是那么近的、可以像河的此岸对着彼岸一样去领略她慢慢跋涉的身影。

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逆流的林海音

凭空里漫来阳光的味道（1）

北京冬天的夜晚是空寂的。随着夜深，只见好大的寒意，窗户的玻璃上渐渐地贮起了冰凉的花，天和地都寂下去，物是人非一般。

我坐在有暖气的屋里，穿了一件有些怀旧的花布棉衣，在故去的点点滴滴的时光里追寻林海音先生。棉衣所用的花布料据说是由一些植物印染的，花在布上很朦胧，衣服也就很安静，一如我现在的心情。

这种氛围很适合怀旧。尤其是林海音先生是在北京生活过很多年的，这样冬日里不去睡眠的夜晚，她许也是有过的。在这以前，我在斑驳的岁月里，以近乎迷离的味道，面对或擦肩，追寻一些在时光的背后顶天立地的女子渐次辽远起来的身影。沉醉不知归路。

忆旧总是让人伤怀的，光阴里的岁月都如同经历过秋风。这样去体验一些我没有过的生活和无缘面对的人，就如同“银汉无声转玉盘”，天上地下，星辰人物皆模糊起来。

这样的情形里；林海音先生却如初春里开得满树满眼的花儿，一枝一串的，带着很密很厚的阳光的气息凭空里漫来，灿烂和妩媚，把一切都舒展开来。

林海音，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原籍台湾苗栗，父母早年在日本经商，林海音于1918年3月18日生于日本大阪，三岁随父母返台，五岁来到北京，　19岁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担任了《世界日报　》记者，21岁时与该报编辑、出身书香世家的夏承楹结婚，在北京生活25年；1948年举家迁往台湾，2001年12月1日在台北辞世。

在北平成长，在台北发亮发光。林海音，一位儿女绕膝、贤妻良母型的职业妇女，一位著作等身的作家，一个职业编辑，一个专业出版人。一个一口京腔儿、“比北平人还要北平”的老北京。一个在每个角色上都做得很成功的美丽亲切、乐观奋斗、雍容温雅的中国优秀女性。在台湾，她被誉为文坛“极为优秀的掌门人”。在大陆，她被赞为“两岸交流的第一批候鸟，两岸文学界祖母级伯乐式的核心人物”。林海音的一生，体现了社会变革时期，一个有着进取的内心、积极入世的普通女子的成功生存实践，构建了中国新女性运动发展史上的一个成功的案例。这个案例或许有着背景和契机的某种偶然性，但与个体关联，却是不折不扣地体现出了个人的性格性情、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等因素的必然性。

最早知道林海音，是看吴贻弓导演拍的电影《城南旧事》。上个世纪30年代的北京城，一个外来的小女孩英子，她还没有受过社会的薰染，用纯洁的眼光看着世界，看生活在底层的一些北京人的命运跌宕，还有运煤的骆驼队。骆驼的队伍过去了，驼铃声“当、当、当”地响；“长亭外，古道边……”悠远的画面里，那首清丽而感伤的《骊歌》吹散得如此辽远又如此悠扬，我就这样知道了有一个作家叫林海音。

后来就读了林海音以老北京城为背景写作的系列小说。读了她写的很多的书。

作为作家的林海音，“写作的兴趣是那么高昂。”“原来我所写的，数来数去，全是陈谷子、烂芝麻呀！但是我是多么喜欢这些呢！”这是她对自己一生写作的评述。写作，是她的生命支柱，也是她精神和平日里生活的写照。她曾借用贝多芬的话，　说：“为何我写作？我心所蓄藏的必须流露出来，所以我写作。”

林海音的写作生涯，与她的职业一起开始。那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她在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世界日报》做记者，采访文教及妇女新闻。《世界日报》的办公室不大，编辑部摆了一长排桌子，为了节省空间，上晚班的和上白天班的共用一张办公桌。当时的海音被分配到和主编《学生生活》版的夏承楹共用一张办公桌。夏承楹做编辑，上白天班，下午发完稿就下班。海音白天在外头跑新闻，晚上才回报社写稿。两人各持有一副办公桌中间抽屉的钥匙，这张桌子由此也种下了她和夏承楹的一生情缘。自此以后，文字成为林海音的一种人生体验形式，夏承楹与林海音一生执手，在人生和事业的道路上相濡以沫。

多年后，林海音回忆说：“别人恋爱，这个那个的，我们没有。我们就是两个人玩在一起，他写，我也写，志同道合嘛！”

1948年从北京返回台湾后，林海音为家所累，不得不放弃工作居家围着孩子和锅台转。而这时的林海音，已在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潮流中把自己变成了一条逆流的鱼，几千年里千百万女人几乎殊途同归的依附男权社会的宿命色彩，在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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