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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保安团参谋长王家骅，自认为是与会三号人物，迫不及待接口：“学生们为什么会跟着共产党瞎闹？还不是因为他们的宣传蛊惑，共产党以及各党派出版的反动刊物，西安现在是最多的。而且近来各地方跑到西安来的人，分子复杂，良莠不齐，都使得西安社会秩序混乱，人心浮动。我们如果不采取有效办法，注意管制，很可能出乱子。我们要抓住一个总的根源，就是要防止共产党，防止左倾人物在后方破坏捣乱。而要抓住这个根源，就要抓住他们的主流办法，寻根溯源。他们的主流办法是什么？就是他们的反动宣传。”

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张毅则将矛头直指党部：“如果我们早一天联合，就不会发生今天这种公开诽谤委员长的事件，就不会连个人都逮不到。在这件事上，省党部的新闻审核难辞其咎，第一道关口没把好。”

省党部宣传部长卢兆麟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们上报清样时，是篇夏季防暑的文章，谁承想印刷时换成了时评。”

“这是时评？”张毅寸步不让，“就算偷梁换柱，你们也能第一时间看到印刷样报，何至于满大街的报童，举着报纸喊委员长是日本人！”

卢兆麟憋不住委屈：“你要我手下这群笔杆子，去印刷厂盯机器吗？去报馆查封逮人吗？”

这明摆着是党调处的责任，众人把矛头引向齐北，他却坦然不语，还是那副冷冷表情。张毅的讲话，看似与齐北在调查处的训话不谋而合，实际齐北之前给他打电话商讨过，张毅基本上讲的还是他的意思，实际是谋而和。如果情报共享、力量均用，就目前的情况，党调处要沾各方面的光，得了便宜，自然卖乖。

接着应该齐北讲话，但是他偏偏不讲，拿眼看着警察局长马志贤。马志贤算是黄埔系，有个“黄埔一期”的金字招牌，因为和陈明仁争权不果，转投了戴老板，俯首帖耳于黄埔系瞧不起的“黄埔六期”开除学员。军特处急于将爪子伸向西北，戴老板于是派马志贤回家乡陕西，任西安警察局局长，兼任军特处陕西站站长，起起伏伏经过几年经营，爪牙众多，网线密布，成了西安特务组织最具实权的人物。

尽管齐北没有给马志贤教过课，却在黄埔做过教员，马这个人八面玲珑，为了突出自己黄埔系的身份，又想笼络齐北，所以见面口口声声称呼老师。马志贤圆滑地引开话题：“一发生此事，我们就组织人员，没收了街面上的所有报纸，又查封了存货。但是等我们到达报馆，张学良的刘多荃师特务营已经封锁了附近的街面，我们根本进不去，然后杨虎城的兵才进去抓了人。这两个人现在穿一条裤子，才是造成西安目前局面的根本原因，正是共产党，促成了他们沆瀣一气。”

善于权谋的蒋介石派张学良入陕，就是想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多年的恩怨，让他们互相钳制。早在军阀混战时期，陕军就和入关的奉军在晋豫秦大战过几回，双方损失惨重，结下了仇恨。中原大战时期，张学良率东北军挺进中原调停，支持蒋介石，在豫陕交界面对面与杨虎城交锋，积怨愈深。所以张学良就任西北剿匪总副司令代行司令之权进入陕西，杨虎城非常排斥，居然不给办公寓所，东北军机关只好租住在南院门一所大杂院。双方军队摩擦不断，剑拔弩张，反倒是不打不相识，促成张、杨坐下论理，杨虎城生气的不是前仇，而是张学良后来对日本人不抵抗败退关内。

《潜伏·1936》　第四章（6）

张学良忍辱接受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带东北军撤入关内，原打算寻求时机在中央军协助下反击，一举光复东北失地。谁承想蒋介石此举意在消除张学良兵权，抛出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置东北沦陷于不顾，一心剿灭共产党，集合重兵大举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没用一兵一卒在华北对日本进行抵抗。张学良背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没有一天不想着抗日。虽然蒋介石派他到仇敌杨虎城地盘，但有机会可以脱离被牢牢控制的武汉，又可以在西北建立抗日大本营，直面日本之敌，故而欣然答应。张学良一到西安，即利用权力调派东北军旧将，把几十万大军驻扎在陕西周边，东北军又从一盘散沙捏成了拳头，给西北军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既然二人的矛盾在抗日，结合也在抗日，于是尽释前嫌，携手起来，杨虎城把自己的新城黄楼让出一部分，给张学良“剿总”办公。谁承想做事总是出人意表的张学良，通过亲共的部下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秘密与积极抗日的陕北*中央取得联系，表达了合作意向。处于困境中的*中央欣喜异常，周恩来立刻派李克农为全权代表，冒着大雪到洛川与王以哲进行谈判。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初步达成口头合作协议。谈判最后一天，张学良驾驶飞机飞到了洛川，亲自与李克农会面。张学良要求李克农向中央报告，提出要和周恩来在肤施谈判，提高谈判级别，也提高合作程度。*中央欣然同意张学良的要求，并互发电报敲定了行程与议程。一个月后，李克农即陪同周恩来秘密进入肤施城内，张学良又是亲自架机，秘密飞往肤施会见周恩来。

这些行动都非常保密，杨虎城亦不知，只是发现了一些反常。张学良与杨虎城进一步交往中，发现他也有一腔爱国热血，于是酌情透露了自己和共产党的秘密动作，试探一下他的虚实。谁知杨虎城也早与共产党接触密切，还怪罪张学良进一步联共不叫上自己，二人一拍即合，于是让西安这个剿共的焦点，反倒变成了共产党人活动的乐土。

齐北的发言非常冷静客观：“共产党抓的是什么，抓的是人心，现在人心所向在哪里，在抗日。所以现在跟着共产党喊抗日的人很多。杨虎城是什么，是土匪；张学良是什么，还是土匪；共产党是什么，也是土匪。他们的秘密合作，实际是匪匪勾结，沆瀣一气。张杨虽然鼓吹抗日，但他们都是军阀，不会不打自己的算盘，军阀最需要什么，就是地盘。杨虎城这个人貌似耿直，实则狡猾，他与什么人都交好，一直被委座排斥在嫡系之外。他为什么联共，除了抗日之外还是想巩固在陕西的地盘。张学良这个人貌似聪明，实则冒失，他为什么联共，除了抗日之外还是想收复东北的地盘。共产党的力量现在太弱，他实际是想间接联合斯大林，学新疆的盛世才，靠苏俄来重整远东。

“这两个人一旦失去地盘，军队无所根据，没了军权，就什么人物都不是了，他们很明白这一点，所以才和委员长唱反调。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地位，怎么唱反调，就是鼓吹抗日，反对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岂不知这个口号非常正确，不但以前适用，现在也不能变，我非常支持。俗话说家贼难防，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家贼，腹心之患。我们不能消灭共产党，就要被共产党所消灭。我们与日本人还可以讲和，但和共产党，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潜伏·1936》　第四章（7）

“现在看起来，中国和日本水火不容，但终究还有和解的一天。我们与共产党那就完全不同了，势不两立，没有什么价钱可讲。其实我们真正的敌人，并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共产党有赤色帝国主义者苏俄做后台老板，比日本人还要可怕。共产党的大本营近在陕北，对西安是一个大威胁，防共就是我们唯一的责任。如果让共产党势力在西安膨胀起来，整个西北以至大后方受到共产党的威胁，我们一切都完蛋了。我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委员长，我们自己也死无葬身之地。一旦他们起势，在座的哪一位，不是他们先杀而后快的？”

大家听得频频点头。齐北看了一眼张毅，又说：“我们今天是统一行动，而不是统一组织。关键是我们的组织也统一不了，各有所属、各有所长、各有所重，如何能统一指挥？我主张合而不同，各自在擅长的领域，殚精竭虑为*效力，为委员长效力。然后进行一些必要的合作、必要的交流，这才是正途。我们是西安的耙子，各位就是耙子的铁齿，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如果把铁齿打得剩了一根，那就什么也做不了了，因为我们不是军队，不是梭镖。所以，我反对张特派员的主张。”

张毅听完非常吃惊，这才意识到齐北会前关于合作的沟通是个陷阱，自己跳了进去，倒为他提高了威望。众人听了齐北的话，不由得暗自窃喜，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力量交出来接受统一指挥。马志贤更是由衷赞同，自己的力量隐藏在警察局，如果统一指挥，难免暴露，于是也不管张毅的特派员身份，发言支持齐北：“共产党无孔不入，估计各位手下都有尚未被发觉的潜伏在*的人员，如果统一组织，势必暴露，那么就没有秘密可言，如果没有秘密，那就没有工作可言。”

张毅有些丧气：“那你说，哪种合作形式才是好的？”

齐北冷冷看他一眼：“就是定期组织这个会议，会上各人发言，通报己方工作进展，如果有不方便讲的，也可以不讲。互相可以寻求帮助，竭力查漏补遗，网子一层层铺，网洞才能小。如果把网线拧在一起，就成了一根麻绳。”

大家被他的比喻惹得哈哈大笑，就连张毅也不自然地笑起来。

“我觉得，每个星期天上午，今天在座的各位，有必要在这里聚会一次，什么都可以探讨，什么都可以座谈。但是，不许缺席，不许代替，必须亲自参加。”齐北说着看看卢兆麟，“卢部长以后就不参加了，党部由我代表。”

卢兆麟听了反倒心里轻松：“我不参加，不参加。”

回党部的车上，齐北和卢兆麟并排坐在后座，从公文夹里掏出一沓稿纸，足有七八张之多，密密麻麻写着蝇头小楷。齐北把稿纸递给他：“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既然这次有失误，被人当作咱们的责任，咱们就要第一个出来弥补。把这个稿子，发表在明天的各个报纸，头版头条。”

卢兆麟接过稿纸细细看了一遍，盯着最后的署名：“武伯英的文笔果然很好，不愧是西北公学的国文教员。”

齐北冷哼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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