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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直忠于党，从来没有违反过党的纪律。他总希望别人提出批评，留心听取意见。他的妹妹很像他，个子高大，是个大脚女人。她领导红军作战——还亲自背伤员。贺龙的妻子也是如此。”

贺龙对有钱人的仇视，在中国是到处流传的——这似乎主要要回溯到他的红色游击队刚刚开始组成的年代，当时湖南苏区还没有处在共产党的全面控制之下。在何键“农民大屠杀”时期许多农民有亲友遭到牺牲，或者反动派在何键统治下夺回权力后，本人遭到地主的殴打和压迫，都抱着深仇大恨来投奔贺龙。据说，如果贺龙还在二百里外的地方，地主士绅都要闻风逃跑，哪怕有南京军队重兵驻守的地方也是如此，因为他以行军神出鬼没著称。

有一次贺龙带到了一个名叫波斯哈德瑞士传教士，军事法庭因他从事所谓间谍活动——大概不过是把红军动向的情报传给国民党当局，许多传教士都是这样做的——“判处”他监禁十八个月。贺龙开始长征时，波斯哈德牧师的徒刑还没有满期，因此奉命跟着军队走，最后刑期满了以后才在途中释放，给旅费前往云南府。使得大多数人感到意外的是，波斯哈德牧师对贺龙并没有讲什么坏话。相反，据说他说过，“如果农民都知道共产党是怎样的，没有人会逃走。”①

当时正好中午要歇脚，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中洗个澡。我们下了水，躺在溪底一块长长的平石上，浅浅的凉水在我们身上潺潺流过。有几个农民过去，赶着一大群绵羊；头顶上蔚蓝色的天空晴朗无云。四周一片宁静、幽美，几百年来都是这样的，这种奇怪的晌午时分，只使人感到宁静、幽美和满足。

我忽然问李长林结过婚没有。“我结过婚了，”他慢慢地说。“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国民党杀死了。”

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我以后在路上还要从其他红军旅伴那里了解到更多这方面的情况。

①由约瑟夫·F·洛克转述给斯诺听的，他在波斯哈德到达云南府时曾与他谈过话。

四

红军旅伴

陕北是我在中国见到的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即使包括云南西部在内也是如此。那里并不真正缺少土地，而是在许多地方严重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缺少真正的耕地。在陕西，一个农民有地可以多达一百亩①，可是仍一贫如洗。在这一带，至少要有几百亩地才称得上是一个地主，甚至按中国的标准来说，他也称不上富有，除非他的土地是在那些有限的肥沃的河谷里，可以种大米和其他有价值的作物。

陕西的农田可以说是倾斜的，有许多也可以说是滑溜溜的，因为经常发生山崩。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许多地方，土地看来是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的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好像詹姆斯·乔伊斯②的长句，甚至更加乏味。然而其效果却常常像毕加索③一样触目，随着日光的转移，这些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颜色起着奇异的变化，到黄昏时分，紫色的山颠连成一片壮丽的海洋，深色的天鹅绒般的褶层从上而下，好像满族的百褶裙，一直到看去似乎深不及底的沟壑中。

第一天以后，我很少骑马，倒不是可怜那匹奄奄待毙的老马，而是因为大家都在走路。李长林是这一队战士中最年长的，其他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比孩子大不了多少。有一个绰号叫“老狗”，我同他一起走时问他为什么参加红军。

他是个南方人，在福建苏区参加红军六千英里长征，一路走过来的。外国军事专家都拒绝相信长征是可能的事。但是这里却有这个老狗，年方十七，实际看上去像十四岁。他作了这次长征，并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要再长征二万五千里，他就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同他一起的一个孩子外号叫老表，他也是从差不多那么远的地方江西走过来的。老表十六岁。他们喜欢红军吗？我问他们。他们真的感到有些奇怪地看看我。他们两人显然都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人不喜欢红军的。“红军教我读书写字，”老狗说。“现在我已经能够操纵无线电，用步枪瞄准。红军帮助穷人。”“就这么一些？”“红军对待我们很好，我们从来没挨过打，”老表说。“这里大家都一样。不像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大家打仗是为了帮助穷人，救中国。红军打地主和白匪，红军是抗日的。这样的军队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呢？”

有一个农村少年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　，我问他为什么参加。他告诉我说，他的父母是贫农，只有四亩田（不到一英亩），不够养活他和两个姊妹。他说，红军到他村子来时，全体农民都欢迎他们，给他们喝热茶，做糖给他们吃。红军剧团演了戏。大家很快活。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后，他的父母也分到了地。因此他参加穷人的军队时，他们并不难过，反而很高兴。

另一个少年大约十九岁，在湖南当过铁匠学徒，外号叫“铁老虎”。红军到他县里时，他放下风箱、锅盘，不再当学徒了，只穿了一双草鞋、一条裤子就赶紧去参军。为什么？因为他要同那些不让学徒吃饱的师傅打仗，同剥削他的父母的地主打仗。他是为革命打仗，革命要解放穷人。红军对人民很好，不抢不打，不像白军。他拉起裤腿，给我看一条长长的白色伤疤，那是战斗的纪念。

还有一个少年是福建来的，一个是浙江来的，还有几个是江西和四川来的，但是大多数是陕西和甘肃本地人。有的已从少年先锋队“毕业”，虽然看上去还像孩子，却已当了几年红军了。有的参加红军是为了打日本，有两个是为了要逃脱奴役，三个是从国民党军队中逃过来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参加红军是“因为红军是革命的军队，打地主和帝国主义”。

接着我同一个班长谈话，他是个“大”人，二十四岁。他从一九三一年起就参加红军。那一年他父母在江西被南京的轰炸机炸死，他的家也被炸毁了。他从田里回到家里，发现父母都已炸死，他就马上放下耙子，同妻子告别，参加了共产党。他的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一九三五年在江西牺牲。

他们来历不同，但是同普通中国军队相比，是真正的“全国性”的军队，后者一般都按省份不同分别编制的。他们的籍贯和方言不一，但这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团结，只不过是时常作为开善意的玩笑的材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们真的吵架。事实上，我在红区旅行的全部时间中，我没有看到红军战士打过一次架，我认为这在年轻人中间是很突出的。

虽然他们几乎全体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但是他们都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的缘故。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

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都唱歌，能唱的歌无穷无尽。他们唱歌没有人指挥，都是自发的，唱得很好。只要有一个人什么时候劲儿来了，或者想到了一个合适的歌，他就突然唱起来，指挥员和战士们就都跟着唱。他们在夜里也唱，从农民那里学新的民歌，这是农民就拿出来陕西琵琶。

他们有的那点纪律，似乎都是自觉遵守的。我们走过山上得一丛野杏树时，他们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总是有人给我带回来一把。临走时他们好像一阵大风卷过一般又排列成行，赶紧上路，把耽误了的时间补回来。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就拿我所见到的来说，农民们对我的红军旅伴并无不满的流露。有些农民似乎还十分友善，非常向着他们——这同最近分配土地和取消苛捐杂税大概不无关系。他们很自愿地把他们的一点点吃的东西卖给我们，毫不犹豫地收下了苏区的钱。我们在中午或傍晚到达一个村子时，当地苏维埃的主席就立即给我们安排住处，指定炉灶给我们使用。我常常见到农村妇女或她们的女儿自动给我们拉风箱生火，同红军战士说说笑笑——对中国妇女来说，特别是对陕西妇女来说，这是非常开通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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