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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部分（第1页）

一派大好。我这个人一般是不大讲形势大好的，现在我要讲，形势就是大好，而且会越来越好。”

江青对陈伯达说：“警惕有人用吹、捧、哄的方式来麻痹我们的斗志。”

陈伯达后来把江青的话告诉了叶剑英，叶剑英很恼火地说：“我是怎么都不对了，干脆我今后不讲话了，让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去吧。江青真难伺候。”

陈伯达说：“君子不记细胡。你怎么能和一个女人一般见识呢？我从来就是把江青当作一个一般的女人看待的。”但事后，他又把叶剑英的话告诉了江青。

最后，江青和叶剑英都知道了陈伯达的这一手。

林彪讲话以后，时间是十点二十分，谢富治宣布游行开始。

在毛泽东的巨大全身塑像的引导下，五十万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接受了毛泽东、林彪和其他领导人的检阅。

陈毅走到周恩来的身边，说：“总理啊，今天不上天安门的是不是就意味着已经打倒了？”

去年的国庆节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都上了城楼，今年有相当一部分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没有受到邀请，这就标志着他们的问题是很严重的了。全国的政治观察家们大多是以这些象征性的举动来判断中央的态度的。周恩来瞪了陈毅一眼，没有说话。

相反，毛泽东在观礼台上倒是谈笑风生，他对林彪说：“我估计今年的国庆，是全世界的各种力量都关注的中心。他们通过今天的纪念活动来看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就让他们看看吧，他们关心的那几个人消失了。这就是我们的胜利。”

站在周恩来身边的国家副主席宋庆龄有意地靠到周恩来身边，关心地问道：“刘少奇的问题怎么办？他还是国家主席啊！要不要人大常委会作个什么决定，也好向人民交待嘛。”

周恩来说：“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暂时不经过人大常委会。党中央正在对他的问题进行审查，等审查完后会向宋主席汇报的。”

毛泽东似乎也听见宋庆龄和周恩来的谈话，冲着他们笑了笑说：“我们这个党，是多灾多难啊，大家都要斗一斗。我的许多话，刘少奇不听，还有一些人也不听。刘邓陶这些人，可能保不住了。我是想保一、两个，但是党内的大多数党员不答应，我也没办法啊。”

宋庆龄说：“我对刘少奇不了解，我相信党中央会对他作出公正的结论的。”

毛泽东说：“我也相信我们的中央，这是最基本的原则。前一段，刘少奇闹腾得很凶，谁也不在他的眼里，他想按照他自己的意志来改造我们这个党啊。”

“经过这场大革命，我们的党会整顿得更好。”周恩来说，“请宋主席看罢，明年的国庆将又是一个崭新的面貌。革命嘛，总是会有一些超出常规的做法的，如果死守一些法律的条文，对革命派并没有什么好处，我想宋主席是会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的。”

在和宋庆龄谈话的时候，江青也凑了过来，拉着宋庆龄的手说：“这是一场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可以叫作‘第二次革命’，用主席的话说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这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就有所不同了。革命是不能够用固定的框框和格式来作规定的。如果那样，人们群众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就不会有这样伟大的胜利。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解放以来就开始尝试这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包括前几年的‘四清’在内。但是不行，那种办法触动不了上层的走资派的权力。像刘少奇这样的人，他的问题太多了。随着今后运动的深入，还会有惊心动魄的材料被揭发出来的。如果正常地按条文办，就不是我们要整走资派的问题，而是走资派要来整人民。这一点，刘少奇和他的老婆王光美搞的‘桃园经验’也可以看出来了。毛主席为此事想了很久，动了不少脑筋，最后，才找到了这条办法，就是发动人民群众。用人民群众来攻倒党内的走资派。”

这番话，使宋庆龄大开眼界。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这么说来，我们的宪法可以作废了。”

“不，并不意味着这样。”毛泽东接过江青的话，进一步给这位国家副主席解释道：“我们发动群众并没有违背宪法。宪法就规定了人民群众有结社和游行的自由。这种民主是宪法给的，是刘少奇害怕人民的这种民主。所以，才有了他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我们批评了。法律赋予人民有随时撤换不合格的领导人的自由，我们就是要运用这种自由，我从来就不相信有什么绝对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了人民的自由。现在刘少奇要向我们要自由，恐怕人民就不会给他了吧，要不，还讲无产阶级专政干什么？”

周恩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因为刘少奇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我们是按照党的纪律来先处理的。主席已经讲过了，这个问题我们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就会有分晓了。一年发动，二年见分晓，三年收尾嘛。”

江青对陈伯达和起来起草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的姚文元说：“新年的社论一定要写好，总理对这篇社论是会很注意的，他要从里面寻找今后的根据。”

是的，当一九六八年元旦到来时，周恩来最为注意的是这天的社论。

他当然知道，毛泽东从领导中国革命开始，就十分重视舆论的作用。他很善于利用报纸来宣传他的主张。毛泽东最初的理想就是主办一份报纸或一本杂志。他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职务后，还是念念不忘办报纸。也正因如此，他对一些写一手漂亮文章的笔杆子总是有一种特别的厚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的大量的观点和思想是通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来表现的。以后，凡是以两报一刊名义发表的社论，都要经过他的最后审阅。有些字句、段落，都是他亲自加上的。周恩来阅读这些重要文章时，总要询问清楚，哪些段落是毛泽东加的，哪些是毛泽东修改的，这样他才能更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和他的打算。

毛泽东亲自规定：两报一刊的文章是要代表中央政治局的，必须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他的批准。

毛泽东说：“我不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把持在关锋和王力的手里，惹了一些乱子，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呀，要突出他们自己呀，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可见，这些秀才们的作用不能轻视呢，他们的破坏就在于搞乱人的思想，干扰我们的部署。江青和那个王力辩论过形势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形势不得了了，是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认为军队出来支左是暴露了军内的问题，所以全国范围内要揪军队的干部。这样，我们这个国家也成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那样搞，谁高兴？刘少奇高兴！刘少奇就说：现在的好多问题是你们中央文革小组搞的。你们的错误要比他的错误大得多。他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来解决的问题，他要和我们辩论。所以，夺权也是刘少奇和他的代理人教给我们的。这一点，还得谢谢那几位走资派先生。凡是革命都是逼出来的。我们当年农村包围城市也是反动派逼出来的。城市里都是国民党的军队，你硬要进去，不是找死吗？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王明那些人就是搞不懂。死了我们的不少人。”

周恩来说：“主席的话，都给我们交底了，这就是历史，我们不学习历史，就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今后，我们夺取这场革命的全面胜利，还是要靠毛主席掌舵。”

那天，叶剑英来见周恩来，也是见面就问：“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吧？”

周恩来说：“夺取了全面胜利，就该结束了。”

叶剑英说：“这场大革命再搞下去，人们的思想就会更乱了。现在动不动就是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连战士也学会了这一套。他妈的，当兵的造反不是打乱天下吗？我和林副主席说了，起码我们的军队里不能搞这一套，谁搞就镇压，他妈的。军队，还是林副主席说的：理解得执行，不理解的，也得执行，不执行，就得军法处置。这样，军队才能打仗。”

周恩来说：“你的看法是对的，说明你在大事面前不糊涂嘛。我想，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到了一九六八年，我们的工作就走向正规了。”

现在到了。今年社论的标题十分醒目：《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周恩来在元旦社论的一开头，就划出了重点：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领导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九六七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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