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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1页）

远，这是能窃听和确定该地区上百个通讯机构方位的理想位置。”

在“牛津”号舰首国家安全局的工作区内，监听人员使用高灵敏度的KG14多频道接收器进行监听。为了翻译情报，“牛津”号信号情报组里配有高水平的泰语、几种汉语方言、俄语及越语专家。舰上的情报人员中至少有一人熟悉菲律宾土著语——他加禄语。德车尼回忆道：“我们尽最大的努力做着情报工作。米德堡既要情报录音，又要文字记录，还要破译的信息。我们能做的情报工作，我们都做遍了…

…一名国家安全局的人在舰上待了大约两个星期，他独来独往，没有人知道他待在船上干什么。“在船尾区，电子情报人员把从数百个雷达系统中收集的信号用32声道的爱派克斯录音机录在磁带上。

“牛津”号在东南亚期间执行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监听马尼拉七国首脑会议。

会议于1966年10月23日至27日在菲律宾举行。停泊在马尼拉湾的“牛津”号恰好在斯坦利角海军机场的对面，正好能听到谈判的内容。这样，美国的谈判者可以通过了解其他谈判者的战略计划和谈判要点而先发制人。德车尼说：“会议期间，船上的监听员发现了一个企图行刺（美国总统）约翰逊、（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我想还有顾仁草库的阴谋。”策划者是受共产主义鼓动的新人民军运动成员。由于情报人员报告有功，船上的每个成员都受到了嘉奖。

在这条船上，情报人员和一般的工作人员事实上互不往来。德车尼说：“一般工作人员并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怎么做。他们就知道每天早晨，我们会鱼贯进入船头或船尾的安全门里，到中午的时候再出来吃饭。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跟我们保持着距离，而我们也或多或少地与他们保持着距离，好像有两艘‘牛津’号似的，我想，情况也确实如此。”雷。勃克朗赞同道：“他们（信号情报人员）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

1966年7　月，国家安全局决定让“詹姆斯”号临时接替“牛津”号，并把“牛津”号派往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进行信号情报活动。当时中国正在秘密而激烈地进行着文化大革命运动。德车尼说：“在中国大陆沿岸巡航了两周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收获却寥寥无几。一切迹象表明，中国人知道我们的行踪。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通讯传输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甚至根本就没有通讯传输。”

尽管中国沿岸的窃听任务相当乏味，但在中国南海上的惊险遭遇却是他们始料未及的。“奥拉”号台风迅速向“牛津”号推移。德车尼回忆说：“船在剧烈摇晃，风暴越来越大。到了第二天，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我们失去了一枚导弹，被困在海里，几乎就在台风中心。船在风中飘荡，大风把我们推向了红色中国的内海水域。”

紧急求救信号发出后，一天多过去了，却不见任何救援的迹象。德车尼说：“船上所有的人都基本上了解所处的困境，并被告诉随时可能下达弃船的命令。通讯情报技术人员登上了备用急救船，准备毁掉所有的情报设备和文件。船长也在考虑让多功能游艇和轻便快艇下水，以便拖动舰船，或者至少可以遏止它的随波飘移。

此时，我们离海岸约20海里，或者说离中国近海水域只有8　海里。又向大陆漂移了2　海里之后，拖船总算露了面，缆绳抛给了我们。我们被拖回台湾，既侥幸没有被抓住，也避开了风暴的袭击。“

越南战争像婚礼蛋糕一样，不断向上升级加层，战争从地面打到空间。詹姆斯。

戴维斯在西贡附近的丛林潜伏搜索，欲捕获敌人的信号，但是遭伏击身亡。此后国家安全局开始试验从空中辨认信号方向。“由于在东南亚无线电波的传播要求测向设备非常靠近发射器，”国家安全局的一份报告说，“答案显然是上天去找。”

某些空中信号情报和测向任务要求有周密的计划，而其他一些则仅凭经验而已，比如用直升机执行任务。在非军事区以南，靠近树顶飞行的是载有信号监听员的“休伊”直升机。在机内有缴获的北越军用背包式无线电，一名越南语言学家通过连在无线电上的耳机收听信号。“他们过去常用装0　石0　英寸子弹的绿色破旧弹药箱来制作这种无线电，”信号监听员说，“在它上面有一些刻度盘，还有中国汉字。”

机上装有KY38安全语音系统，能迅速、秘密地把时间性强的情报送回基地。

“在我们飞行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能截获他们的通讯，”这名信号监听员说，“所以你会得到许多情报，但是时间性很强。越南的军事单位经常在运动之中，所以如果不能把情报及时送回，就没多大用处。战术情报有很强的瞬时性，与长期的全面战略计划不一样。”一旦发现越南军队，就会派空降部队或地面部队进行追踪。

与其他部队不一样，陆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少注意空中信号。在整个50年代期间，陆军情报监听员用海军飞机执行任务。在60年代初，也是利用海军的“空中勇士”号飞机执行任务。正是在那时，陆军决定增加入力和资金的投人，以发展自己的专业空中窃听队伍。到1962年3　月，陆军安全局已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空中测向站——一种能低空慢速飞行的单引擎飞机——容纳的信号员很少。

与U2高空侦察机及SR71飞机不一样，早期在越南使用的侦察机几乎有些滑稽。

“情报员在飞机后部的外面悬挂一根长长的导线，作为原始的方向天线，”一位退伍老兵说，“机组人员在炎热、潮湿的条件下坐在嘈杂的飞机里飞行。飞行时间常常达四小时之久，可能还会更长，这取决于正与之联系的部队的运动速度。”这些飞机可能看上去很古怪，但它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据说，”这位老兵说，“空中飞行给地面部队提供了多达13　的情报。”

后来，一种更先进的飞机加入侦察机组。它叫RUSD塞米诺，是一种黑色、短粗双引擎飞机，能容纳五名乘客。高耸的薄片天线从两个机翼末端垂直突起，使得小巧的间谍飞机显得有些咄咄逼人。

理查德。麦卡锡是第三无线电寻呼单位224　营的一名监听员。他经常从新山一基地起飞，去西贡河三角洲地区执行任务。这是一个蚊虫肆虐的楔形沼泽地，从西贡延伸到海边。由于这也是通向西贡的主要航道，因此就变成海盗和小股越共游击队的避风港。“谁要是控制了这个航道，谁就控制了西贡，”麦卡锡说。

因为三角洲如此狭小，单引擎飞机备受青睐。麦卡锡挤坐在副驾驶员之后，他面前有两台柯林斯5151接收机。他通过头盔里的一只耳机收听敌人的通讯，通过另一只耳机听取飞机驾驶员和副驾驶员的谈话。

麦卡锡在三角洲上空飞行两小时后，他的耳机开始作响——是越共游击队员调谐发报机发报的很熟悉的声音。“它听起来很正常，声音响亮，”麦卡锡说，“是它表演的时候了。”为确定这架发报机的位置，飞行员总要把飞机转来转去，以便从不同方位确定目标。一旦敌人的位置被确定，机组就要求进行空袭。

国家安全局开始派遣越来越多的空中情报截获机到越南，天空变成奇形怪状的金属乌的家园。它们猎取信号，然后带回巢穴。在直升机和小型低空飞机上面两英里处是EC121M“宏观”号飞机。它是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一种超级星座运输机，在顶部和底部有巨大的雷达天线罩。因为它很沉重，机舱并未加压，所以它只能飞到1　万或1。2　万英尺的高度。

建立预警体系十分关键。1972年晚春时节，约翰。沃特将军给空军参谋长约翰。

瑞安将军发出一份秘密电报，电文坦诚地说空军正遭败绩。沃特说，北越飞行员的实战能力正在不断提高，他们在发射导弹时单机高速掠过的能力也很强，而面对他们的却是每年轮流进入战斗区的缺乏经验的美国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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