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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从那天以后，我一坐在话筒前，嗓子就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再往后，连平日张嘴说话前，嗓子也立刻像被人掐住了一样，噎得出不来声音了。我试遍了针灸、电疗、蒸汽疗，始终不见成效。大夫说，我得的是神经性咽炎，完全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发声障碍。

随邓小平访日

1978年10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的签字仪式在东京举行。代表中日双方签字的是历经十年“文革”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副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为此，中央电视台派出了一个10多人的小组随同邓小平进行卫星传送报道。这是中央电视台在1976年以后的第二次出访任务。当我被通知参加赴日采访工作的时候，着实有些意外。

众所周知，电视播音员与电台播音员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不只被“听”，还要被“视”，为了在镜头前举手投足得体，除语言技巧和内在素养外，形体训练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文化大革命”前，沈力、赵忠祥和我，都在形体动作上有过训练，但“文化大革命”取消了电视播音员出图像的业务，招收播音员的时候，不再考虑屏幕形象，更不会对形体动作有所要求。1978年打开了封闭的国门，任务来得又那样突然，这让那些未曾在镜头前有过任何专业训练的播音员一时何以适应？

9月初，文艺播出部主任石凤山向我下达赴日任务时强调了在镜头前的举止。虽然我有着不负众望的信心，可我十分担心自己那神经性咽炎的嗓子不能胜任工作。但老石说，已经这样决定了，赶快抓紧时间治疗吧。他还嘱咐我暂不要对任何人提及赴日采访的事情。

吕大渝：一个女播音员的苦与乐（4）

经历了“文革”的坎坷，又过了而立之年，我对人世上的事情明白了一些：在中国，在北京，别看电视播音员在屏幕上个个都西服笔挺、振振有词，可那都是公家的行头和工作的特点使然。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普通百姓，一个挨整时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的普普通通的百姓。离开了屏幕，离开了观众，我将一无所有。要不是因为粉碎了“四人帮”，解除了套在我头上的紧箍咒，我一辈子都得“夹起尾巴做人”，哪还敢有摊上好差事的奢望？所以，能随同邓小平副总理赴日采访，我毕竟是兴奋的。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活动开始前，采访小组在东京街头拍摄花絮报道的时候，我已经以一袭全白的西服和皮鞋，通过NHK（日本放送协会）的电视屏幕和报刊杂志，风靡了日本。NHK跟拍了采访小组的活动，在电视中播放。报刊杂志也把我称为“白衣天使”、“北京恋人”和“邓小平一行中的第二号人物”。

今天看来，白色的西服实在是一身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着装，只因为在“文革”中，全中国男女老少衣裳的颜色几乎是清一色的蓝、灰，外加“国防绿”，款式也几乎是“男女都一样”的两用衫和不合身的长裤，因此，日本人才会在我那身白色西服上大做文章。

我至今仍然认为，从服装的价值和产生的作用来看，那是有史以来发挥过最大效益的白西服和白皮鞋。但是，在那个年代，为了寻找一双能与那套白西服匹配的白色半高跟皮鞋，我伤透了脑筋。

在1978年，能买双半高跟的黑皮鞋都不是唾手可得，一双白皮鞋岂不成为奢望？直到上飞机的前一天，我才通过一位朋友的“后门”，买到了一双国家体委派遣体育代表团出访时，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运动员入场时穿用的方口横带白皮鞋。虽然鞋跟仅高一寸不到，皮子质量又不好，没两天就走了形，但我已谢天谢地，总算能对付着出远门了。

在短短的访日行程中，“文革”十年来的“极左”思潮在行政领导上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想起来仍使我痛心。

有一天，我房间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接着就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她用中国话说，在北京的时候，她曾见过我。她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从中国移居日本刚刚半年，非常想念北京和在北京的朋友们。当她从NHK的电视上看到我的时候，高兴极了，特地和姐姐一起乘火车赶到东京来看望我。她们已经到达了新大谷饭店，正在大堂里等着我。

我很理解她的心情，但告诉她，我得向领队打下招呼。不料，领队听了我的报告以后竟然决定：“不许见！”虽然我与那位女孩子并不认识，但觉得这样做影响太坏，便要求允许请她上来坐坐。大家一起和她聊聊天，但那位领队仍毅然决然地说：“不许见！”我十分气愤，于是，又去找副领队请示。我说，从人之常情来说，这种做法会给国家造成很坏的影响。副领队是后来当了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他是个性情中人，但除了对我表示同情以外，对领队已做出的决定，也无可奈何。

回到北京以后，有一天，同院医务室的小护士来问我，为什么在日本那位女孩子找上门来都不见？原来，那女孩过去也在医务室做护士，她从日本来信说，那天她兴冲冲而来，却是哭着和姐姐离开新大谷饭店的。

20个年头过去了，当我也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当我也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孩子哭着离开新大谷饭店时的心情，对当年那位领队的决定，更加感到深深的遗憾。为什么手中有了权力就没了人情，就非得把事情做成那个样子？

这类令人困惑的事情，在访日期间曾多次发生。

早年因公出国的人员，并没有随便抓起就可以走出国门的两件衣服，大家都得依照国家规定领取有限数额的置装费，制作两套出国服装，回国后只需上交一套，另一套用30元人民币的优惠价格购买下来。男士大都订做中山装和西服各一套，一般都会把置装经费主要用在中山装上。当时中国着西服的人尚不多见，所以男士回国后上交的都是西服。为了回国后的实用，女士们很少定制裙装的，一般都是长裤打扮，很少考虑国际场合的惯例。

有一天，小曾悄悄跟我商量，一位身材和他相仿的日本同行说，他喜欢中国的中山装，想用自己的西服交换小曾的中山装。“怎么办呢？”小曾问我。

我觉得这是友好的表示，并无恶意，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如果予以拒绝，会伤害那位日本朋友的感情。但是，基于不许接待大老远来访的日本女孩的经验，我对小曾说，回国以后，这套衣服就归他所有了，他有权处理自己的私有财产。庄则栋的“乒乓外交”不也没请示就干了吗？所以，不必和任何人讲。再说，反正没两天就回国了，这几天，只穿自己的西服也混得过去。我还说，从中日友好的大局说，就算把中山装送给那位日本朋友也无妨，从个人私心看，那身日本西服要比中山装值钱得多，小曾也不吃亏。

吕大渝：一个女播音员的苦与乐（5）

小曾仍然心有余悸，他最终也没敢接受我“无组织无纪律”的建议。为了“不犯错误”，小曾向领队汇报以后，非常沮丧地告诉我，领队说，不许换！从明天起，再也不要理那个“家伙”了。

有一天，当我们从旅馆步行去NHK工作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一男一女认出了我。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他俩是台湾来日本的留学生，这两天从电视上看到了对我们的报道。在异国的土

地上听到中国话，见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感到亲切，特别是在两岸中国人还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对来自台湾的同胞，更应该礼貌待之。但是，那位领队却在一旁极不耐烦又毫不掩饰地催促我：“快走快走，不要和他们讲话。”弄得那两位台湾同胞十分尴尬。他毫无礼貌的举止真让我不好意思。

在NHK，每天演播之前，编剪新闻的时候，我都有一段空余时间，有了一次向日本化妆师学习的机会。

日本妇女的化妆，清淡素雅，很适合电视演播。她们还喜欢把头发高高梳起，露出光光的前额，不似中国妇女喜欢有些“刘海儿”。按照日本化妆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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