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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学瞄准镜的狙击步枪，而主要仍然是一个用语习惯问题。我们应该尊重历史上的称谓习惯，哪怕不同时期的两个称谓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就象不能将诸葛亮喊作参谋长、不能将花机关称作冲锋枪一样。在抗战前后，这种中国特色的狙击手是怎么称呼的，还真搞不清楚，也许就根本没有专门的称呼。至于那些称作特等射手的、东北地区称作炮手的、我军长期以来称作神枪手的，却未必就是狙击手。因为是不是狙击手，主要不是看他枪法多么精准，而主要是看他是否采取了隐蔽、突然的射杀敌人的战斗方式。

狙击手很牛，但狙击手不用狙击步枪

配不配备专用的狙击步枪，往往成为今天的军迷们判定这个士兵是不是狙击手的最直观的标准。许多军迷总是喜欢按照洋人的和今人的标准，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顽固地认为，不管什么历史时期的什么军队，只要你没有配备安装有光学瞄准镜的专用狙击步枪，就不能算是狙击手。那些靠拍电视剧发财的编导们是很能揣测一般观众和众多军迷们的这种心理的，只要广大的观众和军迷们喜欢看，便将那时髦的光学瞄准镜大量出镜，他们才不管抗战时的中国士兵有没有这样的装备与习惯呢。而且是你方拍罢我又登场，接二连三，争先恐后，使狙击步枪成为时下抗战影视中十分火爆的明星道具，大热眼球，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好象这带有瞄准镜的专用狙击步枪在那个年代十分普及似的。

实际上，在旧时的中国军队中，尽管有狙击战术的存在，尽管也有狙击手的存在，但却少有专门的狙击步枪的使用。或者换句话说，旧时中国军队中的狙击手们，百分之九十九的是没有配备专门的狙击步枪的。

二战时的各参战国，已有M1903A4、Kar98K、九七式、M189130、NO。4MK。I等一大批技术十分成熟的狙击步枪。在轻武器万国造的中国军队中，这些狙击步枪，难保不流入进来。但因为狙击步枪并非象普通步枪那样大量生产，流入中国军队的也必定是凤毛麟角。即是侵华日军的九七式，能够为我军缴获的，也微乎其微。

那没有狙击步枪，狙击从何谈起呢？和列强不同，在旧时的中国战场，狙击并非一定要用专门的狙击步枪。自民初群雄割据混战开始，一直到全国解放，又延伸到抗美援朝，狙击作战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而狙击手们用于狙击的步枪，始终就是不带瞄准镜的普通步枪。魏来国当年使用的，就是普通的三八式步枪，张桃芳当年使用的，就是普通的四四式步骑枪，八路军孤胆射击小组使用的，也都是不带瞄准镜的普通杂牌步枪。

普通步枪是没有配装光学瞄准镜的，那狙击好使吗？对于远距离狙击来说，自然不如用瞄准镜好使。可不好使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没有哇。

对于近距离狙击来说，用不用瞄准镜，则不受影响，照样好使。在当时，那些在连年不断的内战中全靠玩枪吃饭的神枪手们，在近距离上，是早已摒弃了使用瞄准具进行瞄准射击的。在他们看来，依靠瞄准具瞄准才能射击的，是根本没能悟出枪性的人。他们不仅不会使用光学的瞄准镜，甚至不使用机械的准星缺口，而全凭多年来培养的人与枪之间高度和谐的匹配与默契，全凭意念与手感，就能保证说打你右眼决不打你左眼，说打你帽子决不伤你头发，达到远比西方那些专业狙击手更高更神的境界。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就能在二百步距离上左右开弓打落树上的苹果；新四军五师师长李先念，就能用毛瑟手枪打碎向空中投掷的瓦块；西北军将领刘树森，就能甩手用驳壳枪打落空中的飞鸟；东北的胡子头们，就能在奔跑中用匣子枪打断百步开外的高梁杆。同样的，士兵中间这样的神枪手也比比皆是，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罢了。

那时许多以打仗为职业的兵油子们，往往将战场当成他们比试枪法的赛场。比如有的神枪手向对方挑战，说你有本事把马鞭子举起来。对方马鞭刚刚举起，这边抬手一枪，便将鞭杆打断。遇到这样的对手，如果你这边没有同样的高手，便顿时气馁，而如果你这边也有同样的高手，则在对方举着的枪还未收回时，也抬手一枪，将对方的枪纲或其他类似的活动目标击中，则必使士气大振。

对于那些玩枪玩到出神入化程度的枪手来说，在近距离上，光学瞄准镜根本就没有使用的必要。再说了，如上所列的那些极小又极不稳定的活动目标，也显然不是眯起眼睛通过瞄准具能够及时捕捉的。

近距离不需要，远距离需要又没有。所以，抗战时中国的狙击手们，使用装配了光学瞄准镜的专用狙击步枪的，也就近乎于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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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战战场上的白刃战

更新时间2012…2…29　1：55：51　　字数：7804

随着自动武器的广泛出现及战场火力的不断增强，在二战中的大多数战场，刺刀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但是中国战场却是一个例外，这是由交战双方的装备水平、战术思想和军队传统等决定的。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尽管日本陆军常备军只有17个师团共45万人，但他们大多是经过长期训练的精兵，在拼刺技术和士气方面占据优势。拼刺训练是日军新兵的基本训练之一，通常每个中队都会配备拼刺训练教官，而陆军部队的联队长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白刃战训练计划。据说在抗战爆发初期，在白刃战中我方需要三到五名战士才能对付一名日军士兵，日军拼刺技术之强可见一斑。

说到日军拼刺技术的渊源，尽管有中古时期开始发展的被称为“剑道”的独具特色的器械搏击术，但它与刺枪术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与中国不同的是，战国时期“足轻”们所使用的竹枪是被武士阶级所不齿的，因此枪术的发展也无从谈起。实际上，对于日本而言，大规模的刺刀技战术训练仍然始于19世纪末期。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陆军中，受法国陆军重视白刃战传统的影响（1873年颁布的第一版《步兵操典》就是译自法文），刺刀训练被提到了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期间，精于近战格斗、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西乡军在白刃战中曾给予政府军以重大杀伤，战后，日本陆军开始进一步加强对普通士兵的白刃战训练，同时，针对日军士兵特点的“悖鼊囆g”技战术动作的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1904年在上海，日本军事剑术队与英国皇家海军刺枪团的对抗性表演中，日本方面经过精心设计的无懈可击的单兵刺枪术曾给予在场的各国观察员以深刻的印象。

与西方列强相比，日军将所谓的“精神力”和意志的作用被提高到了一个不切实际的高度：强调进攻精神，把精神力作为战斗力的主体；认为以刺刀突击才能取得最后的决胜，因此“以肉搏战制胜”的观点在当时的日军高层中大行其道。这固然是因为日本与当时的西方列强相比，工业和经济实力仍然相对落后；但军部高层对陆军火力的进步对作战的影响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1905年日俄战争的惨胜，使日军片面的依靠所谓的“白兵突击”，对于速射火力可以改变战场形态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外，一战中欧洲战场残酷的堑壕攻防战，对于日军来说并没有直观的认识；欧洲人眼中的“大战”，对于日本人来说只不过是在亚太地区几场“轻松的胜利”而已。因此在昭和7年（1932年）的步兵操典中，仍然强调“充溢的攻击精神可以凌驾与物质的威力之上”。

残酷的白刃战

白刃战的残酷性，主要表现在战斗中，阵亡者的比例通常要远大于伤者的比例。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就有人曾以军医在临床时，“很少看到刺刀伤，除了偶然的情形以外”为理由，论证“在未来战争中刺刀的地位会完全被推翻”；我认为上述论据有失片面。与一般的火力战不同的是，白刃格斗阶段时，敌我双方的交战距离极近。在面对面的交锋中，刺刀等冷兵器所造成的伤害，更多的集中于胸腹部和喉咙等人体要害部位。在这种情况下，被刺中的战士即使未当场死亡，也会由于流血过多而性命堪忧，很多伤者实际上在撤到后方之前就已死亡；此外，在近距离作战中，只有控制战场的一方，才能有效的收治和救助伤员；这些可能就是为什么军队的医疗部门很少有刺刀伤案例的原因吧。

对于中国国民党军队来说，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的日本军校教育的背景，似乎并未对部队拼刺训练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而黄埔军校自建立之初，就将所谓的“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培养的军官在战术素养方面似乎还不如北洋系的保定军官学校；这么说来，苏式刺枪术对他们的影响也是极为有限的。而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德军事合作中，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受德国军事思想的影响颇深。由于德国陆军在传统上更重视步兵射击的速度及战场上持续性的火力，只有在巷战或者堑壕突击战等个别情况下，德军步兵才使用手榴弹、匕首和工兵铲等装备进行白刃战。这一点并不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和以日本为假想敌作战的实际情况。

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军队实际上就是由新旧军阀拼凑而成的混合体，不但政令和军令无从统一，步兵训练水平方面也是参差不齐的。“不擅长白刃战”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已。抗战爆发初期，进入白刃战阶段后，国民党军的部队普遍缺乏组织，火力点的配置也无法对士兵起到掩护作用，即使在士气较为高涨的情况之下，广大官兵们也只能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与敌人死拼，由于拼刺训练的不足，一般来说伤亡比普遍较大。

当然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李宗仁的所谓“广西军”，由于在省内普遍采取了义务兵役制，并在部队中保留了大量的有经验的中下级军官，尤其是班长，因此在突击作战和白刃战的组织中颇有其独到之处。

台儿庄战役中，以广西军为主力的中国军队最终打垮了日军的精锐师团仙台师团，就是其实力最好的体现。另外一支擅长白刃战的国军部队，则是隶属西北军序列的29军。早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时，29军的“大刀队”即已名声大噪。在1935年的长城抗战期间，喜峰口一役更是大振民心士气。流传下来的西北军刀法“破锋八刀”可能就是他们最好的诠释了吧。

刀诀：“迎面大劈破锋刀，掉手横挥使拦腰。顺风势成扫秋叶，横扫千钧敌难逃。跨步挑撩似雷奔，连环提柳下斜削。左右防护凭快取，移步换型突刺刀。”

原29军老兵马玉槐就叙述了七七事变之后，其所在部队在宛平城外与日军的一次白刃战，当时他是班长。“一打白刃战，我们的步枪就背上，手里拿着大刀……由于我在前面，就一对一跟敌人打起来了。当时什么也顾不上了，没有想法，就是‘你死我活’。周围都是厮杀声，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我的战友被敌人刺死，也看见敌人被我们刺死……”

“有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就对着我刺来，嘴里还喊着：‘呀呀呀。’日本人打仗是有两下子的，气势汹汹……我抡起大刀，用刀背用力往左磕他的刺刀，他的刺刀歪了，然后有个回力，我的大刀借着回力从后往前抡了一圈，再向前一刺，刺中了他，再使劲儿一拧，我听见他‘啊’地一声惨叫，死了……”

最终马老所在的部队击退了日军的这次进攻，对于这次战斗，他只是淡淡的叙说道，“整场战斗，我只刺死了这一个敌人，幸运的是，我没有被敌人刺死。”

日制三零式刺刀与军用刺刀的基本结构

所谓的“三零式刺刀”，原是为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一种使用无烟火药的弹仓式步枪—三零式步枪所配备的，但在著名的友坂三八式步枪（1907年）上，仍然沿用这一配备。三八式步枪全长为1276mm，上刺刀的全长为1659mm，其长度可以保证在白刃战中占据一定优势。

三零式刺刀全长50mm，由刀柄、刀身、护手、卡环及连接机构组成；此外还包括刀鞘、挂件等辅助配备。其刀身为当时流行的下单刃式样，其两侧铣有宽血槽。刺刀护手的上端为枪口卡环，下端为向前方伸出的护手钩。卡环内径比枪口外径稍大，可与刺刀座配合固定刺刀；护手钩在当时的步枪刺刀上其实并不少见（比如英国的李恩菲尔德步枪），在拼刺时还可起到钩挂对方兵器的作用（但是这样往往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连接机构位于刀柄末端上侧，为一T形长槽，用与枪管下方的刺刀座接合，槽内右侧有弹簧控制的刺刀驻笋，上刺刀时与刺刀座上的缺口相配合，可将刺刀牢靠地固定在步枪上。需要卸下刺刀时，只要压下柄尾左侧的圆形按钮，使驻笋缩回，即可将刺刀向前方取下。

三零式刺刀的刀鞘大部分为铁制，也有部分皮质的，其端口部焊有一个用于加固鞘口边缘的部件，被称为“鲤口”，刀鞘尾端的“水滴”，称为刀胆。它可增加刀鞘的强度，并在刺刀训练时减缓冲击力。

对于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来说，在革命战争年代，白刃战一直就是我军所经常进行和擅长的作战模式。早在大革命时期，叶挺独立团在进攻武昌的贺胜桥战斗中，在突破敌军阵地之后，在被敌三面包围的形势之下，仍然与敌军展开了坚决的白刃战，并最终打开了通向武汉的道路。而在残酷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工农红军的装备极其落后，所以也只能更多的依靠近距离作战来解决问题。据史料记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早期，由于武器的不足，甚至出现了“梭镖营”、“梭镖团”，例如在某独立营中，共有官兵500余人，其中步枪仅有60支，梭镖（红缨枪）倒有400多支。在这种情况下，白刃战也成为了我军补充装备的一种有利途径。但是，客观上讲，由于当时红军的对手鲜有能够承受白刃战压力者，所以红军在白刃战时依靠的主要是坚强的意志和旺盛的士气，同时在长期的运动战中，也很难对基层官兵进行系统而完善的白刃战训练。在逐渐取消冷兵器的情况下，由于刺刀数量的不足，很多红军战士仍然携带大刀或者长矛作为白刃战之用，而这也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经典形象。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接受国民政府整编为八路军，并于1937年秋开赴山西的抗日前线。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武器装备经过长时间的作战消耗，大多数已经不堪使用，步枪仍以老式的“汉阳造”和其它的杂式步枪所组成。在八路军120师参谋长的周士第的日记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全师的4092支步枪和卡宾枪中，只配有117把可用的刺刀！这个数据乍看确实让人难以置信，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尽管刺刀属于冷兵器，但是它的批量制造仍然需要较高程度的机械加工工艺的支持，指望刺刀能像大刀长矛那样在铁匠铺中打造是不切实际的，比如说刺刀驻笋及卡环必须要能够与枪身紧密接合。因此，在影片〈太行山上〉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八路军战士仍然在白刃战中使用厚重的大砍刀。

平型关战斗中的白刃作战

平型关之战是抗战初期一次比较成功的伏击战，也可以说是七七事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捷。平型关是日军入侵山西的必经之地，但战斗实际上发生在平型关关口以西从关沟到东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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