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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哈里·班尼特

随着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哈里·班尼特的好运随之而来。他的管理风格是非正规的，不能和在董事会上讨论的那些相提并论。此时其他城市也随着底特律的步伐酝酿着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它们的性质与俄国和欧洲发生的推翻政府统治的工人革命类似。工人们在街头搭起临时演说台，大肆鼓吹运动的意义所在；被解雇的工人们聚在一起喋喋不休；而坐在宽敞整洁的会议室里的董事们却对工人运动充满恐惧。

戴夫·摩尔（Dave　Moore）一家共有9名家庭成员，却只有4双鞋，只有出门工作或准备出门找工作的人才有穿鞋的优先权。摩尔同其他失业的底特律人一样，加入了失业者联盟，他们设立贫民施舍处，组织###，把那些被房东赶出门的失业者组织起来。“有一天，那些家伙又把一个工友赶出门，”摩尔回忆说，“我召集了一帮兄弟，告诉他们，‘把东西搬回去。’我们把可恶的管家赶出旧布鲁斯特运动场，把家具搬回房子里。”

在美国，像摩尔这样的“革命者”有许多，不过，他们更多关心的是稳定的工作和填饱肚子，而不是推翻政府。然而，如果紧跟共产主义旗帜会让他们更接近吃饱穿暖、有鞋穿的目标，那么他们就会为此全力以赴。一位福特工厂的工人对美国共产党做出这样的评价：“他们是这里惟一的组织，他们是惟一做些实事儿的。”

1932年3月7日，一个寒冷、灰暗的早晨，失业者联盟组织了近3000名示威者，在鲁日河厂区大门前举行游行。示威者们准备向亨利·福特递交请愿书，为失业者要求工作、医疗和紧急救助。

情绪高昂的示威者们从福特街和橡树大道出发，底特律警察在一旁跟随着。“示威者中，什么样的人都有，”第二天的《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这样报道，“队伍中有些熟悉的面孔或隐或现，有著名的激进分子、组织者，还有曾在福特公司工作的失业工人和其他一些没有工作的人，他们都希望游行能或多或少地取得成果，借此获得工作。”当衣衫褴褛的游行者们走入迪尔伯恩市区时，麻烦来了—迪尔伯恩市议会之前拒绝签发此次游行的许可令。示威者和警察发生了摩擦，警察向示威者喷洒了催泪瓦斯，然而，示威者还是冲过警察的防线，涌向米勒路，来到鲁日河厂区4号门前。

警察一面向后退，一面将灭火水龙头对准游行者。一些人拾起地上的矿渣，用力扔向警察和福特公司的保安人员。场面一片混乱，此时有人开火，示威者倒在地上。就在混乱中，班尼特的汽车突然驶出大门。

“这儿谁负责？”他大喊，“我想和他谈一谈。”

“我们都说了算。”乔·约克（Joe　York）—一个19岁的青年反唇相讥。

在班尼特准备搞清形势的时候，愤怒的人们仍在继续丢掷矿渣和石头。“你们在打自己人。”班尼特说。当时，福特公司的工人正在为一笔来自苏联的价值3000万美元的订单和苏联工程师一起工作。这时，一个女人大叫：“让班尼特滚出来，他在那栋楼里！”

“你错了，我就是班尼特。”福特汽车公司的安全主管走下车。

他的这句话导致了人们的新一轮攻击，许多矿渣击中班尼特的脑门。班尼特出了很多血，他抓住约克，倒在马路上。此时，小石子如雨点般噼噼啪啪散落下来，约克竭力摆脱班尼特，而警察和福特公司的保安人员却开枪了。“我想一定有许多人中枪。”一位在场的摄影记者这样说。子弹穿越人群，击倒了许多手无寸铁的游行者，他们四散跑开，把倒地的人迅速抬走。共有60位示威者受伤，有4人当场死去，其中就有年轻的约克；随后又有一人因枪伤死亡。“迪尔伯恩的街道血迹斑斑，”《纽约时报》如是报道，“马路上乱成一片，到处都是玻璃碎片、被子弹击穿的汽车残片；福特公司办公大楼的每一扇玻璃窗都打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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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子弹和壁画（2）

混战中，至少24名警察被四处乱飞的物体击伤。班尼特后来被击中后颈，陷入昏迷状态。受伤的示威者在警察的看管下被抬进医院（其中至少有两位被铐在担架上），而班尼特则在亨利·福特医院接受治疗。“报纸上接二连三登载的故事越来越离奇，”他回忆说，“他们一会儿说我双手各执一枪面对示威者，一会儿又说我朝游行人群扔催泪弹。”

这些夸张的报道加深了公众心目中本已冷酷无情的班尼特的形象，他处理工人问题的态度十分强硬，毫不留情。

1932年夏，韦恩市检察官组织了一个临时陪审团，进行了一场“最不公正、最具偏见和最愚蠢的诉讼调查”（一位陪审团成员如是说）。检察官办公室与其他政府机构一样，都为福特“所有”。（例如，迪尔伯恩市长是亨利的堂兄，而迪尔伯恩五人治安队的成员全部来自福特公司的保安队。）因此，这场诉讼的结果不会出乎意料。迪尔伯恩警察局局长是个贪婪的家伙，他一直作为“特别调查员”领取班尼特的薪水。尽管警察局对福特公司给出了一些官方批评意见，但福特汽车公司却一点都没有感到羞愧。在许多人眼中，这场“福特反饥饿游行屠杀”缺少可定罪的理由，这意味着福特公司可以摆脱任何法律处罚。

至于那些受害者，4位死去的工人被安葬在伍德梅尔公墓。约有15000人参加了葬礼，当时还有数百名警察在场—他们把棍棒藏在制服下面—紧张地四处巡视。而第5位死去的人却因为是黑人，而不能安葬在“白人”公墓中，最后，他的遗体被火化，骨灰由飞机在工厂上空喷洒出去。

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公开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却不是一名暴动分子—如果非要这么称呼他的话，那也是指他的艺术作品。这位矮胖的墨西哥籍壁画家的作品一直备受争议，他的许多作品描画的场景被人们认为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于20世纪20年代为墨西哥###制作的一组壁画中，其中有一幅叫做《资本家的晚餐》，描画了摩根、约翰　D。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围坐在桌边，贪婪地咀嚼着股票交易显示带的场面。

埃兹尔认为里维拉是个天才。作为底特律艺术学院艺术委员会的主席，埃兹尔不仅赞同请里维拉来底特律为博物馆花园的围墙做画，还同意支付

22　000美元作为报酬。

这样的大手笔在埃兹尔来说司空见惯，即使是在经济萧条的1932年也是如此。他和伊利诺多年来一直不事声张地进行了许多捐助。除了向亨利·福特医院捐款400万美元、给底特律YMCA棒球队出资75万美元这些大额捐款之外，他们对待艺术也极其慷慨。他们向底特律交响乐团捐赠100万美元，每年向埃兹尔任董事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捐赠5000美元。不过，于1927年落成于伍德沃德大街的底特律艺术学院才是埃兹尔的最爱。

里维拉迅速与老板打成一片，他发现埃兹尔真诚、坦率、谦逊。“他们对艺术、工程和设计有着共同的兴趣，”琳达·唐斯（Linda　Downs）说，她曾就任底特律艺术学院教育主管，“里维拉对鲁日河厂区很感兴趣，埃兹尔允许他四处参观。”这位中年艺术家自孩提时代起就喜爱机械，因此能够亲眼看到汽车从原材料到最后装配成车的全过程对他来说极具吸引力。他现场画了许多素描，还研究了照片，阅读了工作手册。在里维拉看来，工程师是新工业时代的艺术家，底特律为他们提供了舞台。“我发现底特律就是我一直想要寻找的典型的美国城市，”他对记者说，“机器和人完美地结合在汽车的生产中，这种混乱的结合为我提供了创作灵感，这是我最喜欢的创作类型。”

1932年4月末，“福特反饥饿游行屠杀”后不久，里维拉和妻子—画家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来到底特律。同年6月，他开始工作，他对工人的同情在其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经过一个月的初步设计后，7月25日，里维拉开始作画。整个过程一直持续到1933年。在北面墙上完成的壁画中，神情紧张的工人在小心翼翼地工作，而保安人员无处不在。“里维拉了解、同情工人。”为壁画做模特的工人保罗·博丁说。

十六　子弹和壁画（3）

鲁西安娜·布洛克（Lucienne　Bloch）是里维拉的助手，她记得埃兹尔常在一旁观看里维拉和助手的工作。“我想，他可能对我们做的事有些疑问。”鲁西安娜说。

埃兹尔一点儿都不装腔作势，为了扩大知识面，他聘请底特律艺术学院院长威廉·瓦伦蒂纳做他的私人教师，并且参观美国各地和欧洲的博物馆，以增长见识。后来，埃兹尔成为美国最受尊敬的自学成才的艺术专家之一。他懂得欣赏诸如约翰·卡洛（埃兹尔每周六上午都会听约翰授课，持续了数年）和查尔斯·席勒（Charles　Sheeler）等画家的作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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