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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总转身走到落地窗前，似乎在欣赏万家灯火中的南京城。未几，他掏出餐巾纸擤了一把鼻涕。我坐在办公室角落里的沙发上，没有抬头，悄悄用眼角瞄向窗户。通过玻璃反光，我看到刘总在擦抹鼻涕的同时，也悄悄抹了一下双眼。

随后，他继续背对着我，把餐巾纸扔进墙边的废纸篓；又停了一会，才转过身回到办公桌旁边，用电话把国际事务专员从家里摇了过来，要求他联系我国驻澳洲大使馆，商请他们提供领事帮助，并征求指导意见。

我国“领事保护条例”中有一条，如果中国公民在国外下落不明，其亲属向我国使领馆求助的，使领馆应当提供帮助。

因此，首先得由我出面求助。现在已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半，澳洲时间夜里十点半。这个点儿，棘手！

国际事务专员姓李，是个中年男士，曾经供职于新华社某驻外分社，被刘总花大力气挖了过来。李专员安慰我几句，便抓紧时间忙乎去了。

达尔文地处澳洲大陆最北边，虽说它是北领地（澳大利亚六大行政区划之一）的首府，但是地处偏远，市区人口只有16万多点。整个北领地的面积比我国新疆略小，比西藏略大，不少地方是无人区。所以，我国外交部没有在达尔文设立领事馆，达尔文以及北领地的领事业务，归中国驻澳大使馆领事部负责。

中国大使馆远在澳洲首都堪培拉，与达尔文相距3100多公里，大致是广州到乌鲁木齐的距离。两地之间没有直航班机，交通很不方便。当然，在互联网时代，地理距离并不是太大的沟通障碍。

但是，互联网屡屡遭到攻击的案例，给世界增加了复杂性。比如，徐晨旭的手机中午还在频频发送信息，到了晚上竟然“不存在”了。

中国人做事，向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遥远的空间距离毕竟算不上“地利”吧。达尔文警方接警后，能否迅速有效地开展搜救行动，一定程度上要看我们这边的领保工作力度了，此谓“人和”。至于“天时”，近几年中澳两国关系比较复杂，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况且，徐晨旭只是国内一家地方民企的商务人员；大使馆人手本来就紧张，日常工作又很繁忙，差旅经费也不宽裕；所以，提供的领事保护能达到什么程度，我心里并没有底，至少不那么乐观。

正当我抱头苦想的时候，李专员匆匆走了进来，拿着一张公文纸让我签字。我粗粗一看，好家伙，李专员做事真给力，大使馆的工作效率也是一流。领事部值班参赞接到了我们的求助申请，让亲属、也就是我在相关文件上签字，然后用电子扫描件发送过去确认。

签完字，我又抱头坐在沙发上，心里嘀咕着达尔文警方会是什么反应，同时盘算下一步该做些什么。

陆陆续续地，李专员又发来一些短信，都是一些简要的资讯传递。徐晨旭的护照、机票行程单等电子版材料，都存在公司电脑里；我的身份证等证件也是现成的，提供起来比较便捷。各部门同事平时训练有素，此时方见英雄本色。

“咚！”刘总和我的手机几乎同时响起短信提示音。李专员从他的办公室里发来信息：

我使馆已启动领保应急机制；达尔文警方已派警员赴相关地点搜查。

我眼眶一热，心想，我国外交部曾向全国老百姓表示：人民的利益大于天。同胞走到哪里，我们的领事保护就应该跟随到哪里。看起来，这不是官样文章哈。

趁这个功夫，我赶紧给儿子小鹏打电话，他一个人在家，我很不放心。振铃提示音响了很长时间，小祖宗才接通电话，懒洋洋地“哼”了一声：“爸，干嘛呀？”敢情人家太平无事，已经上床呼呼大睡了。我叮嘱他几句，匆忙挂了电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凌晨时分，李专员突然从楼下跑上来。他脸色有些发白，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达尔文警局回复，徐晨旭没有入住希尔顿酒店；达尔文港务公司也没有接待过徐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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