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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由于神宗缺乏与流俗坚决斗争的决心与勇气，甚至立场不稳，有时还会站在流俗一边与改革派为难，这就迫使王安石不得不以更大的决心与勇气向流俗开战。由于神宗年纪尚轻，学术不明，缺乏自信，一见有许多人反对便以为变法有问题，王安石则力言流俗不足顾，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流俗表面上人多势众，不可一世，但大都是目光短浅之辈，只贪近利，并无远图，如果一任流俗，则一事无成。

王安石在《尚书·周书·大诰》的注解中指出：

武庚，周所择以为商臣；二叔，周所任以商事也，其材似非庸人，方主幼国疑之时，相率而为乱。非周公往征，则国家安危存亡，殆未可知。然承文、武之后，贤人众多，而迪知上帝以决此议者，十夫而已，况后世之末流？欲大有为者，乃欲取同于污俗之众人乎？

武庚是周王室选择以为亡商之后的，管叔、蔡叔是周王室任命以监管武庚的，按说他们都不应该是庸才。但他们却在成王尚少、主幼国疑之际相率为乱，如果不是周公亲自往征，则周室的安危存亡未必可知，很有可能就此覆灭，因而出征是理所当然的。经过文王、武王两代圣王的教化培育，周室贤才众多，然而能够知乎天命，顺乎人心，同意派兵出征的才不过十人而已，当时有见识的人尚且如此之寡，何况后世末流之人呢？想大有作为的人，如果试图博得见识低下、人格卑污的流俗之人的赞同与支持，绝不可能有所成就，甚至会导致国家危亡。

王安石借题发挥，说明有真知灼见者永远是少数，如果非要事事从众，那就不仅一事无成，甚至还会亡国灭种。王安石又在《尚书·虞夏书·大禹谟》的注解中指出：“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则可，咈百姓以从己之欲则不可。古之人有行之者，盘庚是也。盖人之情，顺之则誉，咈之则毁，所谓‘违道以干百姓之誉’也，既咈百姓以从先王之道者也。”违背百姓的欲望，强制以从先王之道则可，强迫百姓以王者一己之私欲则不可。盘庚就是古代强制百姓顺从先王之道的典范，他在做出迁都的正确决定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但盘庚不为所动，坚持不改，终于使商朝更加兴旺发达。常人之情，顺之就会赞誉，逆之就会诽谤，如果不论是非，一味从众人之欲而违背先王之道，以求获得众人一时的赞扬，就是沽名钓誉，是不可取的。因此应当顺从真理，推行先王之道，以合乎国家和民众的整体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

王安石反复说明流俗不足为虑，主要是为了打消神宗的疑虑，使之更加坚定地推行新法。他对神宗总是与流俗划不清界限也表现得很不客气，多次提出严厉的批评。在《熙宁奏对日录》中，王安石记载了他和神宗的一次谈话：

向流俗开战（3）

……譬如运瓮，须在瓮外方能运，若坐瓮中，岂能运瓮？今欲制天下之事，运流俗之人，当自拔于流俗之外乃能运之；今陛下尚未免坐于流俗之中，何能运流俗，使人顺听陛下所为也？

王安石不愧辩才无碍之誉，他的比喻也特别新奇有趣，非常合乎力学原理。度人先须自度，自溺于渊，而欲拔人上岸，则未见其可。神宗每每陷入流俗之中不能自拔，当然无法改变流俗，使之顺乎新法、顺乎先王之道。

由于神宗态度不够坚定，而朝廷中大多数官员又都站在流俗一边，因此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事实上是相当孤立的，但王安石并不畏惧，因为他坚信真理在手，勇者无惧。司马光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以嘲讽的口气说王安石有意“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其实王安石力战的并非天下之人，而是天下流俗之人、流俗之见，他也确实有力战天下流俗而胜之的勇气。

由于敌众我寡，王安石主张立场鲜明地推行新法，对于那些不能遵守法令、刻意阻挠朝廷政令的人予以严惩。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六记载：

熙宁六年十一月，吏有不附新法者，介甫欲深罪之，上不可。介甫固争之，曰：“不然，法不行。”上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介甫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

对于不能认真推行朝廷法令的官吏，王安石准备坚决惩办，而神宗却每事姑息，这是新法推行不力的重要原因。既然不履行职责、不遵守法令也不会受罚，朝廷赏罚不明，谁还会顶住地方豪强大户的压力，真正推行新法呢？神宗总是想走一条没有任何阻力、人人拍手赞同的道路，这条路又到哪里去寻找呢？所谓民间亦苦新法，主要是因为新法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大户豪强们的利益，他们自有能力将怨言传到神宗耳边，让神宗感觉民间确实对新法有怨言。王安石则引《尚书·君牙》“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之语，指出即便是作为自然现象的冬天大寒、夏日下雨也会引起某些人的埋怨，欲有大作为，想没有一个人反对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有人反对就马上罢手更是不可取的，如果事事受制于流俗，就“不能一有所立，以为天下长计”。

这段记载出自司马光的传闻，倒也不可尽信。王安石欲惩治不行新法者是真，而后半段则包含着有意的诬谤，如言神宗谓民间颇苦新法，又言王安石有意要胁迫皇帝，奏请启用章惇、赵子几等皇帝素不喜者以加强自己的权位等。司马光之意，不过是想说神宗也明白新法不便于民，只是为王安石挟制，不得不勉强从之。而王安石则一意孤行，根本不管民怨沸腾，力排异己、强行新法。

王安石对于“能令政必行”的商鞅非常欣赏，对于反对新法者主张明正律令。据《长编》卷二百一十，当神宗对人情纷纷表示忧虑时，王安石则强调治国御众不能一味以宽，即使是像尧那样以宽厚著称的君主，也会流共工、放驩兜，而吕公著就是像共工一样的反对变法的首恶，皇帝却对他一再容忍，不肯明示其罪，如此一来，天下人皆知朝廷没有纲纪，小人气焰就会更盛，怎么会不导致邪说纷纷的局面呢？陈襄、程颢等人专门党同吕公著，根本没有辅助朝政的真心，只是帮助吕公著诽谤常平法，而对于其他该言的天下不如理之事和人臣为奸之状，却无一言道及。如此之辈非但没有受罚，反而加官晋爵，还称其平实。这样的小人，如果依附吕公著得志，则天下之利皆归此辈，即使不能得志，也受到了皇帝奖赏。既然反对变法进退都有利，天下小人又怎么会不跟着起哄。

王安石好先王之道，故以尧流共工、放驩兜为例，说明即使为政以宽也应当有度，主张对于吕公著、陈襄、程颢、张缙等反对新法的人不应过于宽容。神宗对反对新法者每示优容，王安石认为如此赏罚不明，小人就不会退听改悔，朝廷纲纪就会大乱，这样不仅不会让小人感朝廷宽容之恩，还会以为皇帝可欺，更会变本加厉地反对朝廷法令。因而明示赏罚、进贤抑奸是令流俗为之消退的唯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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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流俗开战（4）

流俗之辈往往用所谓天变、祖宗之法、人言等作为武器攻击新法，王安石则对此坚决反击，以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尽管他并未明确说出这三句话，却是完全赞同其精神的。流俗以此为王安石之罪名，王安石则以此为荣，表明双方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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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变不足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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