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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第1页）

她的生活情形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使人变成狭窄，小气，庸俗，以致于社会上一般人提起&ldo;太太&rdo;两个字往往都带着点嘲笑的意味。现代中国对于太太们似乎没有多少期望，除贞操外也很少要求。而有许多不称职的太太也就安然度过一生。那些尽责的太太呢，如同这出戏里的陈思珍，在一个半大不小的家庭里周旋着，处处委屈自己，顾全大局，虽然也煞费苦心，但和旧时代的贤妻良母那种惨酷的牺牲精神比较起来，就成了小巫见大巫了。陈思珍毕竟不是《列女传》上的人物。她比她们少一些圣贤气，英雄气，因此看上去要平易近人得多。然而实在是更不近人情的。没有环境的压力，凭什么她要这样克己呢？这种心理似乎很费解。如果她有任何伟大之点，我想这伟大倒在于她的行为都是自动的，我们不能把她算作一个制度下的牺牲者。

中国女人向来是一结婚立刻由少女变为中年人，跳掉了少妇这一阶段。陈思珍就已经有中年人的气质了。她最后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所谓&ldo;哀乐中年&rdo;，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欢&ldo;浮世的悲哀&rdo;这几个字，但如果是&ldo;浮世的悲欢&rdo;，那比&ldo;浮世的悲哀&rdo;其实更可悲，因而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

陈思珍用她的处世的技巧使她四周的人们的生活圆滑化，使生命的逝去悄无声息，她运用那些手腕，心机，是否必需的！！她这种做人的态度是否无可疵议呢？这当然还是个问题。在《太太万岁》里，我并没有把陈思珍这个人加以肯定或袒护之意，我只是提出有她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了。

像思珍这样的女人，会嫁给一个没出息的丈夫，本来也是意中事。她丈夫总是郁郁地感到怀才不遇，一旦时来运来，马上桃花运也来了。当初原来是他太太造成他发财的机会的，他知道之后，自尊心被伤害了，反倒向她大发脾气‐‐这也都是人之常情。观众里面阅历多一些的人，也许不会过份谴责他的罢？

对于观众的心理，说老实话，到现在我还是一点把握都没有，虽然一直在那里探索着。

偶然有些发现，也是使人的心情更为惨淡的发现。然而……文艺可以有少数人的文艺，电影这样东西可是不能给二三知己互相传观的。就连在试片室里看，空气都和在戏院里看不同，因为没有广大的观众。有一次我在街上看见三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马路英雄型的，他们勾肩搭背走着，说：&ldo;去看电影去。&rdo;我想着：&ldo;啊，是观众吗？&rdo;顿时生出几分敬意，同时好像他们陡然离我远了一大截子，我望着他们的后影，很觉得惆怅。

中国观众最难应付的一点并不是低级趣味或是理解力差，而是他们太习惯于传奇。不幸，《太太万岁》里的太太没有一个曲折离奇可歌可泣的身世。她的事迹平淡得像木头的心里涟漪的花纹。无论怎样想方设法给添出戏来，恐怕也仍旧难于弥补这缺陷，在观众的眼光中。但我总觉得，冀图用技巧来代替传奇，逐渐冲淡观众对于传奇戏的无魇的欲望，这一点苦心，应当可以被谅解的罢？

johngassner批评&ldo;ourtown&rdo;那出戏，说它&ldo;将人性加以肯定‐‐一种简单的人性，只求安静地完成它的生命与恋爱与死亡的循环。&rdo;《太太万岁》的题材也属于这一类。戏的进行也应当像日光的移动，镑镑地从房间的这一个角落，照到那一个角落，简直看不见它动，却又是倏忽的。梅特林克一度提倡过的&ldo;静的戏剧&rdo;，几乎使戏剧与图画的领域交叠，其实还是在银幕上最有实现的可能。然而我们现在暂时对于这些只能止于向往。例如《太太万岁》就必须弄上许多情节，把几个演员忙得团团转。严格地说来，这本来是不足为训的。

然而，正因为如此，我倒觉得它更是中国的。我喜欢它像我喜欢街头卖的鞋样，白纸剪出的镂空花样，托在玫瑰红的纸上，那些浅显的图案。

出现在《太太万岁》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都是些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连自己都要忘怀的。这悠悠的生之负荷，大家分担着，只这一点，就应当使人与人之间感到亲切的罢？&ldo;死亡使一切人都平等&rdo;，但是为什么要等到死呢？

生命本身不也使一切人都平等么？人之一生，所经过的事真正使他们惊心动魄的，不都是差不多的几件事么？为什么偏要那样地重视死亡呢？难道就因为死亡比较具有传奇性‐‐而生活却显得琐碎，平凡？

我这样想着，仿佛忽然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似的，于高兴之外又有种凄然的感觉，当时也就知道，一离开那黄昏的阳台我就再也说不明白的。阳台上撑出的半截绿竹帘子，一夏天晒下来，已经和秋糙一样的黄了。我在阳台上篦头，也像落叶似地掉头发，一阵阵掉下来，在手臂上披披拂拂，如同夜雨。远远近近有许多汽车喇叭仓皇地叫着；逐渐暗下来的天，四面展开如同烟霞万顷的湖面。对过一幢房子最下层有一个窗洞里冒出一缕淡白的炊烟，非常犹疑地上升，仿佛不大知道天在何方。露水下来了，头发湿了就更涩，越篦越篦不通。赤着脚踝，风吹上来寒飕飕的，我后来就进去了。

《惘然记》序

北宋有一幅《校书图》，画一个学者一手持纸卷，一手拿着个小物件‐‐看不清楚是簪子还是文具‐‐在搔头发，仿佛踌躇不决。下首有个僮儿托盘送茶来。背景是包公案施公案插图中例有的，坐堂的官员背后的两折大屏风，上有朝服下缘的海涛图案。看上去他环境优裕。他校的书也许我们也不怎么想看。但是有点出人意表地，他赤着脚，地下两只鞋一正一反，显然是两脚互相搓抹着褪下来的，立刻使我想起南台湾两个老人脱了鞋坐在矮石墙上拉弦琴的照片，不禁悠然微笑。作为图画，这张画没有什么特色，脱鞋这小动作的意趣是文艺性的，极简单扼要地显示文艺的功用之一：让我们能接近否则无法接近的人。

在文字的沟通上，小说是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就连最亲切的身边散文，是对熟朋友的态度，也总还要保持一点距离。只有小说可以不尊重隐私权。但是并不是窥视别人，而是暂时或多或少地认同，像演员沉浸在一个角色里，也成为自身的一次经验。

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时至今日，现代世界名著大家都相当熟悉，对我们自己的传统小说的精深也有新的认识，正在要求成熟的作品，要求深度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该是多余的。但是似乎还是有在此一提的必要。

对敌人也需要知己知彼，不过知彼是否不能知道得太多？

因为了解是原恕的初步？如果了解导向原宥，了解这种人也更可能导向鄙夷。缺乏了解，才会把罪恶神化，成为与上帝抗衡的魔鬼，神秘伟大的&ldo;黑暗世界的王子&rdo;。至今在西方&ldo;撒旦教派&rdo;&ldo;黑弥撒&rdo;还有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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