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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就算自宫未必成功（第2页）

比如，一般小官归吏部尚书任用，大官则由七卿、九卿或再加上外面的巡抚、总督商议后公开推举，这就是“廷推”。（明代六部九卿合成一词，指六部长官。也就是六部尚书与通政使司长官通政使、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为分管国家各项工作的九位最高长官，合称：六部九卿。另外还有个小九卿之说）

如果有大事，皇帝和各衙门不能单独决定，也常由七卿、九卿公决，这叫做“廷议”。

再有，大的狱讼三法司解决不了，也由七卿、九卿开会定谳，这叫作“廷鞫”。袁崇焕就是这样被定罪的。

“权臣弄权”与“大臣当权”是大有分别的。

大臣是在当时的制度上有他正当地位的。比如宰相，若他不问事、不当权，反倒是失职，是无能。

不是宰相而问事揽权，那才是奸臣，是权臣。

权臣弄权自然是违反国本的。就像是明代的几个大太监或者那啥啥啥的。

那么，说了这些，明代为啥亡了呢？是亡于人还是亡于制度？

大明的遗老遗少也在思考。

于是有出生于明代的两位大史学家、思想家，痛定思痛，来讨论明代正治制度得失，以及此后天朝正治的出路。

一位是黄宗羲，他着了一部《明夷待访录》。

老黄说之所以产生君主，是要君主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他能提出来这种说法，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黄宗羲认为要限制君主的权力，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废宰相那一事。

他认为将来只有再重新设立宰相，正名定义，把宰相来做朝廷领袖，不要由皇帝亲揽大权，避免昏君瞎胡搞。

当然，老黄还说自秦代以来“有乱无治”弊病的根源在于秦“废封建之罪”，进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主张效法古代“封邦建国”的诸侯自治制度。或者退而求其次，则应效仿唐初设置“方镇”以屏藩朝廷的制度。这个就不去多说他的利弊了。

另一位顾炎武，着有一部《日知录》。

他曾说：天下太平，则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之乱，则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这个很有些道理，后面再叙。

顾炎武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

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抿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

他还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顾炎武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像大明这样庞大的一个帝国而垮了台，当然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原委的。

这并不是说其文化衰败、道德堕落、朝廷黑暗、党派误国、皇帝太拉稀等等几句空洞不着边际的言论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缘。

一般来说，单从制度讲，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会出毛病。历代无一幸免。不与时俱进，不革新就等死。

明代大体上已过了两三百年的太平日子，无论当初制度怎么好，变样、腐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清代的制度也可以为大统领带来点经验教训——

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做事分寸的制度。

而手段则是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分寸。

在家天下时代，一个为公的新制度的诞生，期间当然会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一些私意。

清代朝廷发布最高命令称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

经内阁传抄

，再交给有关衙门者，称为明发，或称内阁奉上谕。

而寄信上谕，就是绕开内阁，由皇帝指示军机处直接给相关人员传达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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