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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通常她们都被带到离家很远的地方？”

“是的，有时那会是个问题——丈夫会住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而女人被看住，无法走脱。有些人不识字，没法写信回家，或者她们不知道该怎么回家。美国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么？”

“不，”我说。“美国不会有很多这样的事儿。我从不知道谁被买卖。”

“现在的中国，这种事儿也不普遍了。在1980年代比较普遍，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现在已经不多了，但在偏远的地区，我听说那还是个问题。”

每年，在美国文学课开始的时候，我们会读独立宣言，在课本里。中国的出版者把宣言包括在内，因为其中有点革命意识，那总是合适的主题，对中国学生来说。他们从来不会把美国宪法，或者人权法案放进去。

我布置了那一章，然后我让学生们写他们自己的宣言，从某个限制他们的东西中独立出去。几乎所有的男孩都宣称要从学校独立出去，虽然有一些回应不同。马克思，人如其名，宣称要从金钱独立出去。

我们是金钱的奴隶，我们所有人。但我们都清楚知道，金钱只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我们想要所有的东西都不受金钱控制，包括食物，衣服，车子，所有一切。我们不想跟钱作战，只因为至少钱给了我们一些便利。但它的危害远远大过好处。我们必须摆脱金钱。金钱是我们社会的暴君。我们必须把它扔掉。

没有一个女孩写到钱，也很少有人宣称要从学校独立。许多人都想要从其父母那儿独立出去——她们写到母亲如何读她们的日记，阻止她们自由选择朋友，尤其是男朋友。有不少女孩宣称要彻底从男人那儿独立出去。一个学生写道：

法律和上帝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权利。他们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恐惧，给了我们自由去逃避索求，给了我们言论的自由，爱情的自由，等等。然而，我的男朋友却几乎摧毁了我言行的自由，爱情的自由。

他这人充满了控制欲。他跟我都是思想开放的。他可以跟任何人说话。他可以跟他的“小妹妹”玩。他可以跟她们笑个没完。我不知道在他身边有多少个“小妹妹”。但他讨厌我这么做。在我们恋爱前，我有许多的朋友。我喜欢跟他们聊天，出去玩，跟他们开玩笑，等等。在那时，我不知道精神痛苦是指什么。我像一只快乐的小鸟。现在，当他看见我跟男孩聊天，他就会敲我的头。更过分的是，他不尊重我的感受。我失去了我的朋友，我感到很孤独，性格都变了。有时，为了一点小事，我会大发脾气。我找不到原来的自己。我不能忍受他的粗鲁。所以我决定永远离开他。当他知道了我的想法，他威胁我。他说，“如果你离开我，就杀了你。”我的天，我该怎么办？

我依然相信法律和上帝给每个人平等的权利。现在我大声宣布，我必须独立！自由与独立比世界上任何事情都重要，包括爱情！

在我和安妮的电话交谈过了没多久，她写信来，说香港人对她的追求已冷却了。她对工作感到满意，现在，从前的一个同学从涪陵来到深圳，来试试她的运气。她们将住在一起，还有安妮的姐姐。

安妮总是担心她的姐姐，她的倾向是不停换工作。最近一次亚当与她交谈时，她形容了她姐姐目前的工作，听起来多少有点像金字塔组织，老鼠会。这种骗局在深圳很普遍，在中国其它地方也是，而安妮的姐姐找到的位置，自然在金字塔的底部了。亚当跟我都尽可能有技巧地建议安妮去说服她姐姐找另一个工作——金字塔在中国四处崩溃，而政府近来也在镇压它们。安妮在她的信里给了我一个更新信息。

我姐姐的情况现在好些了。坦率说，她的能力比我强。她所缺乏的是运气。虽然这些日子以来她挣的钱很少，她却成功交了不少朋友，获得了经验。我们觉得，无论她将来做什么工作，那些都是有益的。但我的父母，尤其我的母亲不那么想。他们越来越担心她，因为她已经二十五岁了，却既无稳定工作，也没有一个男朋友。这是很滑稽的事——当他们知道我有男朋友的时候，他们很不高兴，甚至发火了。我在他们眼里还是个小女孩——三四年的差异就这么大！

我把你所有的信读了许多遍；能和一个年长博识的男人交流真有很大的乐趣。我的父亲或许是一个博识的男人，但我在他面前，更情愿是个受宠的小孩；我们很少谈论什么严肃的事。

几个星期后，安妮给我打来电话。我问到她那个香港男人，而她笑了。

“他喜欢所有他看见的女人，”她说。“因为这个，他不是什么问题。”

她告诉我她的工作进展不错，而我问到她姐姐如何。

“她挺好。”

“她找到新工作了么？”

“是的。她接电话。”

“那是什么意思？”

“人们给她打电话，”安妮解释说，“而她跟他们说话。”

“她跟他们交谈？”

“是的。”

“有很多人打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