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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2页）

“工资怎么样？”

“她一个月挣六百块，”安妮说。“但如果打来的人多了，她也就挣得更多。”

“谁打来电话——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想一半是男人，一半女人。有许多的人打电话来。”

“他们为什么打？”

“在深圳的每个人都有很多麻烦。”

“为什么？”

“这儿有很多的感情问题。有些人说在深圳没有真爱。人们都忙着赚钱，为了生存。”

我们在涪陵的头一年时间，亚当最好的一年级学生是一个叫珍妮的女孩。她远远超过其他学生，无法相比，这种智力上的距离所带来的某些东西，让她在社交中疏离开来。她在班上没有朋友，总一个人打发时间，她经常跟亚当或我说话，以练习她的英语。在那个学年的尾声，她看起来相当抑郁，之后，为了一些不明的原因，她提前回了家，错过了期末考。

在第二年初，亚当头一次上课时点了名。所有人都在，除了珍妮，而亚当问她是否病了。有几个学生摇摇头。没人说话。

“她迟些时候会来吗？”亚当问。

“不，”沙侬说，他是班长。“她今年不会来了。”

“为什么？”

“她死了，”沙侬道，然后他笑了。那声音充满紧张不安，毫无幽默感，是那种中国式的笑，仅仅是对一种不舒服的状况作出的反应。要区分这种笑声与正常的笑，并不困难，但无论如何，它总是让外国人的脊柱上一阵发凉。学生们低下了头，而亚当迅速转变了话题。那一天的课，长达两个小时。

很难谈及那个话题，而我们一直也没听到多少信息，因为没有一个学生很了解珍妮。他们能够告诉我们的，乃是在夏天里，她跳下了一座桥，在她的老家。当中国人自杀时，选择从什么东西上跳下是很普遍的——河梁，建筑，山崖。有时在乡下，他们会吃农药。他们倾向于选择一种比较彻底的自杀方式，相比美国人而言，尤其是美国女人，她们常会吞安眠药，而通过洗胃又救过来了。

中国女人比中国男人更易自杀。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女性自杀案例发生在中国，女性自杀的比例乃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五倍。中国也是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数量高过男性的国家。

（这些数字从哪里来的，何伟没有解释。关于女性自杀的数字，我觉得显然太高估了，但也和中国信息不太透明有关。在全球来说，中国的城市女性地位不算低，然而乡村的情况，我不了解。）

在涪陵，有许多的迹象显示出女人的生活很不容易，而亚当与我都有和生活失衡的女人打交道的古怪经历。在我们的头一年里，一个女孩新生常躲在亚当的公寓外，她指责他，说他爱她。亚当想跟她讲道理，问她为什么会这么想，而有时她说是从自己的身体内听到的。另外几次，她编出个故事，说傅主任召集了一次会议，告诉所有同学亚当对她有意思。一次她愤怒地指责亚当，说他太怯懦了，不敢去追求她，她还说，像所有美国人一样，他是个懦夫，和骗子。

我有我自己的麻烦，那女人叫欧小姐，在下城区一家百货公司工作。她四十多岁，未婚，而她总是在奇怪的时间打电话来——早上六点钟，她会邀请我去看她。她给了我礼物：筷子，书，手织的毛衣。她是一个和气，无害的女人，起初时我想要表现得友善些，但很快，她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就叫我受不了了。每隔两三周，她会写诗给我，从英文书上抄的，或者翻译她自己写的。“我们一同开启未来的梦想吧！”有一次她写道。“和谐的家庭环境，乃是事业成功的致命因素。”

偶尔，她给我发较长的信，其中一封标题为“让爱情之树常青”：

你应该充分了解到，女人乃是男人力量取之不尽的源泉。她可以影响他，给他自信，带领他，让他兴奋，她可以让怯弱的人勇敢，让软弱的人坚强。这都归结于女人发掘出她自己的巨大潜力。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她可以影响，鼓励，给你作为榜样，以一种神奇的精神力量。让你一生受益。男人应当进入这所学校，来修炼自己。有理想的男人是最强有力的。

涪陵的女性似乎远比男性容易感到孤立，沮丧，但我难以找出这不快乐的背后原因。两性关系是难以充分了解的，因为这些是敏感，私人的话题，而我是个外来者。但即便从我的这种远距离，我也察觉到了一个巨大鸿沟，在当地女性与男性的生活体验之间。

我特别注意到了他们与金钱关系上的区别。以我的理解，在涪陵，金钱乃是雄性的——我总是很自然把它跟男性联系在一起，在某个程度上，它还跟代表了当地男性气质的穿着规则产生了连系。城里的男人几乎从来不穿短裤，不管天气多热，在凉爽的季节里，他们小心地穿着西式风格的外衣（西装），把牌子的商标显眼地留在袖子上。在炎热的天气里，他们穿着闪亮的丝绸衬衫，轻薄宽松的聚酯纤维的裤子。他们把BP机和手机显眼地挂在皮带上，而皮带在他们窄窄的腰上围个一圈半。他们把钱装在肥大的黑色皮夹里。他们对鞋子相当挑剔——多数男人穿深色的露福鞋（平跟船型鞋），总是擦得晶亮。这乃是我跟城里一群混得好的男性朋友吃饭时常干的事儿：我们先是把鞋擦亮，所有人坐在一排小凳子上，然后我们才去餐馆。

有些涪陵男人会把小指甲留两英寸长，因为这是他们不做体力劳动的标志。我的许多男学生有这种指甲，在他们那因为田间劳动而粗糙的手上，看起来女气地很荒唐。但没有一个学生打算回到农田里去，而他们的指甲乃是生活往前进步的清晰指标。涪陵多数长指甲的男人都在这类过渡的阶层中；他们往往之前是农民，而今找到了成功，做了的士司机，公务员，或者小企业主。真正富裕的人很少会留指甲，因为他们的财富已够明显了，在他们不菲的服装和手机中。

小指甲，像许多男性配饰一样，代表着钱——不骗你说，银行与商店里的男人偶尔会用其长指甲去数钞票。涪陵女人也有她们那种饰物，来显示其来自上等阶层，但总体来说，这些展示不像男人那般露骨，那般物质化。上层的男人甚至在拿皮夹的动作中，也比女人要显摆得多。当其中一个男人付账时，他会卖弄着打开皮夹，让旁边的人看见里头厚厚一沓现金。

很清楚，男人控制着大多数的钱——他们挣得快，花得快，谈得也快。他们的机会比女人多，她们不太可能去做生意，或者找到收益可观的独立工作，比如开的士。到得最后，钱对男人来说，就只是重要了。我很难想象在改革开放前涪陵的男人是什么样，因为如今的情况让我吃惊，金钱已经成了他们身份中的一个基础组成部分。

而它也可能是相当乏味的部分，至少在我眼里。在涪陵生活一年后，我发现我最不享受跟某个的特定的社会群落打交道：年轻有钱的男人。那里当然会有些例外，但当我试图来给这个群落做平均定义的话，我所见的是这么一个男人，他被一系列相当狭隘的目标与愿望驱动，成了某种男性气质秀的滑稽讽刺漫画。他倾向于对买BP机和手机相当热情，而他努力工作，是为了收集不断升级的VCD与卡拉OK机。他不停地抽奇声香烟。他喜欢大声说话，而且他对面子非常在意，有点趾高气昂的作派。在周末，他又会和男性朋友加入一场毫无意义的拼酒大赛，彼此挑战，一杯杯地干白酒。如果他想要些不法的乐子，他会到卡拉OK吧或美发厅去找妓女。

我意识到，我有点偏见，不太公平，在涪陵第二年的生活里，我与几个富有的年轻男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不在那种刻板类型内。但不管怎么说，我发现跟中低层的人交朋友是最容易的。我跟孔老师那样的人在一起时，感觉舒服得多，他会思考，有趣，一点儿也不物质主义，而我多数的男孩学生也没有涪陵富人的那种洋洋自得的劲儿。即便黄小强那样的小企业主，他显然花很多时间去想钱，也不会去展示出那种男子气的正面造型，而它在那些相对有钱的男人中乃是普遍标准。事实上，这种正面形象通常薄如蝉翼，只需要一点时间就能刺破；但我还是没有那个耐心。除了少数特例外，我基本上把那一整个阶层的人都省略不提。

（何伟关于中国写作的志愿，乃是着重AVERAGE　PERSON，普通人，老百姓。所以他的书中几乎从不提到任何中国当代名人或者成功人士，而他显然不是没有跟那个阶层的人交往过。涪陵后，他在北京当了几年记者，而美国记者很容易跟中国名人打上交道，跟他们一起吃大闸蟹啊什么的。何伟自有他的厚度与自信，当然，他的写作主要是给美国读者看的，这也是原因之一。）

我产生这种偏见，还跟我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涪陵的行为有关，尤其当我参加那种男子气例行表演的时候，而那种活动在当地中上层的男性生活里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在我们的第二年里，亚当与我都对宴请活动厌倦了——毫无意义的斗酒，不停的恃强凌弱，那白酒策略。在头一年里它还有点娱乐性，主要因为我们的社交活动极少，而有些酒局成了我最具幽默感的回忆。但它们也是最让人尴尬的。在第二年的圣诞，学校举行了一次酒局，碰巧有个重庆代表团的干部来了。随着酒精流淌，很难想象还有一个比这更吉祥的巧合，圣诞与干部——那就像把太阳系九颗行星排成一列那样。（十字是不详，成列是吉祥）。从我听说这次活动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它肯定丑陋不堪。

酒局上的干部超过了三十个，而到了节日宴会结束时，亚当与我用四川话发着誓，拿着塑料玩具枪彼此发射，在餐厅里。至少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我对那最后的两个钟头已失去记忆了，只是从桑尼和诺林那里听来的（她们也去参加了宴会，虽然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亚当与我身上。）

在另一种文化环境里，我醒来时可能会满心羞愧，但在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没一点儿那意思。我仍有宿醉，身上不少瘀伤，但我知道没必要道歉，因为根本没人会那么想。也许每一个干部都曾在过去一年里，在一些酒局上把自己弄成一头蠢驴，毫无疑问，由于亚当与我的失控，他们昨晚的娱乐很是升级了。毕竟，玩具枪就是从那儿来的——一个到访的外国朋友推荐了那个礼物，而干部们马上发觉了他们作为圣诞礼物的潜力。有人从街上买了抢，上了子弹，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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